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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见习记者 赵一衡
一片甲骨,可能有多少个名字?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著录书中,如何快速找到相同的一片?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古典学——甲骨学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发布“四方会同”甲骨著录信息库。该库收纳近30万条甲骨数据,覆盖近300种甲骨著录资料,能够一键调取一片甲骨的全部著录信息,并与此前发布的“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联动。信息库免费开放,并设有“共创”栏目,希望使著录库更加完善。
把散在四面八方的名字串起来
“我们这个著录库就像给甲骨上了‘户口’,当一片甲骨有若干个著录信息时,通过它能一键查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表示,从甲骨文被发现到现在,一百多年中陆续出土的有字甲骨已经超过了16万片,其中约一半被收录进数百种著录书,形式包括拓片、照片和摹本。为了方便,学者们习惯用“书名简称+号码”来称呼某一片甲骨。
但麻烦的是,甲骨出土之后,往往经历多次收藏转手,不少还碎裂过、又被重新拼接,同一片实物在不同书里反复出现是常事,甚至“名字”还不一样。例如,著名的“四方风名”卜骨,在《甲骨文合集》中编为14294号,但在其他书籍中同时还有“京津0520”“掇二158”等多个著录信息。
由于同一片甲骨在不同书里留下的“影像”并不完全一样,做研究时,这些图像得互相参照。过去学者想要找齐一片甲骨的所有著录信息,只能一本一本地翻书、对表格,既费时费力,还很难保证完全准确。“四方会同”甲骨著录信息库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

“四方风名”卜骨的不同著录信息。 (受访者供图)
“四方会同”可以说是目前功能最多、数据最全的数据库,并且还增补了最新数据,比如,同一片甲骨在不同书中版面大小不一的说明、甲骨现藏地的信息、原始著录中的附记信息等,都一一可见。
编纂团队成员、中心2022级博士生程名卉说,著录库拥有上千条按语,这些都是对过往著录信息中有关错误的更正,“相当于每300条数据我们就挑出来一个错”。
可靠的“地基”,要靠专业的人来做
这个著录库可说是靠古文字中心的师生“古法手搓”完成。程名卉说,信息库搭建起始于2023年,当时的AI技术远远不如现在发达,OCR软件的精确度也有限,开发团队成员几乎每周都会碰头,一起重新核对表格,把错误都挑拣出来。
虽然这一工作繁琐而枯燥,但是程名卉表示,在逐一清理数据、核实信息的过程中,自己的专业也收获了成长,“这让我们对这批材料更加熟悉,也理解了当时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即便AI近年来快速发展,并且与古文字研究结合越来越紧密,但蒋玉斌表示,数据的质量才决定了AI能否推动古文字研究的发展,“而数据质量则取决于我们专业的工作。只有人类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前搭建好‘地基’,AI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被传承和焕发
在整理数据库的过程中,中心也开始思考并且尝试将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让年轻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多理解。
团队学生设计了一款文创产品——光栅卡,选取的是1917年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正式发布并阐释的一版缀合。这一版缀合意义重大——上面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大甲”“大乙”等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绝大多数能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对上。
“这对于整个殷商史研究,乃至对于中华文明来说,都至关重要。它证明了殷商历史的客观性。”程名卉说,将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甲骨通过大众喜欢的形式,以原版大小呈现,一方面有助于传统文化被看到和宣传,另一方面,也让人更直观地看到并体会这件缀合的意义。
这些创新离不开年轻学者的坚守和传承。除了文创产品,中心的年轻人们还开始探索通过拍摄视频和撰写科普文章,普及古文字知识。
在程名卉这些年轻人看来,做这些事情别有价值。她的话朴素却郑重:“我们是中心培养的学生,同样希望传承裘锡圭先生生前时常教导的‘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研究理念,为学界做一些微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