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婵媛

　　秋天，古都北京适宜的温湿度为珍贵而脆弱的古书画提供了一年之中难得的展出窗口期。展陈于故宫文华殿的“典则：唐宋书画展”，甫一亮相便引发观展热潮，盛况不禁让人想起多年前在故宫展出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与“石渠宝笈特展”。

　　本次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晋唐五代书画，第二期为宋代书画，以时代为序陈列传世名品，辅以漆画屏风、画像砖、壁画等出土实物，整个展厅如同一部浓缩版中国美术史，呈现魏晋飘逸洒脱的线条、隋唐渐显的严整法度、五代书画风格的捩转。

　　米芾行书《珊瑚帖》

　　从隶到楷　法度的生成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开篇云：“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同源，书传意，画见形。魏晋以前，汉隶盛行。《晋书》言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可见王羲之早年习书也是从隶书入手，且达登峰造极之境。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对精神自由的崇尚，使书法转向灵动之行楷，《兰亭集序》帖被历代书家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献之的书法偏于行草，此次展出的《东山松帖》笔法若风行雨散，正合《法书要录》所评“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

　　与王献之差不多同一时期，顾恺之的绘画以细腻、流畅的“游丝描”为特征，与行书神韵互为呼应。《洛神赋图》（宋摹本）画面里，空中有衣带飘飘，山间有流水潺潺，线条粗细均匀、绵延蜿曲，不仅赋予画面流动感和温润的氛围，更以形写神，将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婀娜姿态照进现实，凝聚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一点在展览中有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北魏漆画屏风和河南邓县学庄村出土的南朝画像砖为证，其中对于女性服饰面貌的刻画——长裙曳地、衣纹飘逸——展现出同一种审美气息。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佛法盛行，写经是极重要的佛事活动。此次展出的安弘嵩书《大智度论》被视为“北凉体”的代表，字形扁阔，横长竖短，属于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面貌。以经书为传播载体，各地方字体加速融合，南北民族交流愈深，最终促成唐代楷书的“立法”，直到颜真卿将楷书推向新的高峰。然唐书之法度并不仅仅体现在楷书，此时的行书、草书看似为个性的表达，实则在特殊的框定之下：其点画起止，出于心而止于度，少了放浪形骸，愈显克制温润。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当数晚唐文人书法中法度与才情交融的珍品。

　　值得一提的是，展厅中有一幅新疆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绢画，伏羲、女娲分别手执规、矩，人物四周则绘日月星辰，象征于天地立“规矩”。这类图像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或即“唐尚法”的直观说明。法度的形成更体现在隋唐画科的确立。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往往被认为是真正意义的山水画发端，是早期青绿山水的代表。而阎立本所作《步辇图》定格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历史时刻，是唐代人物画中纪实性历史画的代表，具有难能可贵的纪实性。

李公麟（传）《维摩演教图》卷（局部）

　　从法到意　尚意的萌动

　　至五代，山水、人物等画科已趋向成熟：董源《潇湘图》以短披麻皴表现江南土山肌理，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巨然《万壑松风图》取竖式全景构图，淡墨长披麻皴浑厚沉郁，人物仅为临溪点景……其时书法以杨凝式为代表，上承晋唐遗风，但已有文人意趣的追求，如此次展出的《神仙起居法》，结体开合自如，字形灵动。这些书画作品共同启引宋代尚意风韵的流行。

　　苏轼云“我书意造本无法”，是宋代文人美学的直接体现。当法度被突破，诸家并立，尽显多元风尚。苏、黄、米、蔡并称北宋四大书家，此次展览择其中精品以示人，如苏轼《春中帖》、黄庭坚《君宜帖》、米芾《珊瑚帖》，和而不同，呈现出天真洒脱的时代笔锋。蔡襄之名在今世不显于前者，但《宋史》称其书“为当时第一”。从其《自书诗》可见笔力深厚，有晋人古意而变化无穷。

　　北宋绘画以李郭画派为山水先锋，注重自然真形。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强调作画“必严重以肃之”，故有《窠石平远图》草木秋净、山石肃然。稍晚，米家父子所创“米点山水”一改风貌，其脱胎于王洽的泼墨法，突破线条和皴法的束缚，应手随意，以大小墨点营造朦胧意境，自谓“戏墨”。展览所见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云山雾绕，山水相融，屋舍隐隐，给人足够想象空间。李公麟则以白描技法，在人物画中独占一席。传其名作《维摩演教图》中衣纹流畅，姿态生动，将线条艺术推向又一个高峰。宋徽宗的瘦金体、花鸟画独树一帜，不仅将院体画推向宣和时代的巅峰，更以诗画结合的实践赋予宫廷绘画以文人气质。

　　回归自然、深入社会是南宋时期绘画的两大母题。山水小景、折枝花卉等主题的院体画作频出，多见小幅册页，皇室题诗与画家应诏作画形成制度化的诗画配合。同时，《田畯醉归图》《山店风帘图》等佚名之作以细腻的笔触定格了乡间生活的平凡一角，体现了南宋院体画对日常现实的关注。

　　唐宋时期为中国书画的鼎盛期，唐代的法度恢弘、宋代的尚意新韵共同完整铺展中国艺术“法”与“意”的辩证关系。秩序与自由，实为一体两面。

阎立本《步辇图》卷（局部）

　　摹本之辨　复古与传承

　　摹本之辨是传世书画作品绕不开的问题。古代纸绢脆弱，难以保存，而摹本实则被视为保存、流传的常见手段。所谓摹本即罩纸影写，临写则为直接仿写。一件优秀真品的临摹本数量往往不少。版本辨析中最为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兰亭集序》。此次展出的《兰亭集序》有旧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故多被视为褚遂良摹本，但故宫官方指出其所用楮皮纸为宋以后方普遍使用，或可证此为北宋摹本。唐初在太宗的号召下产生了大批《兰亭集序》临摹本，诸如欧阳询、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皆有传本。此外，传为颜真卿所作《湖州帖》，因用纸为宋代竹料纸、笔法侧媚多姿，被故宫判为宋人仿本；传为柳公权《蒙诏帖》则因文本与柳氏仕历抵牾、风格差异显著，被部分鉴定家视为宋人仿本，但真伪之争至今未决。

　　临摹本之所以在宋代尤为盛行，离不开当时崇尚的复古精神。所谓“复古”并非对古人艺术形态的一味照搬，而是依托金石学所提供的确切古物材料溯源求真。宋人常将所思所想寓于书画表现中，通过形式观照内心。此外，对于书画学习者来说，临摹是最初也是最好的学习途径。刻帖的普及使晋唐名迹转化为可广泛传播的范本，士人得以汲取前贤技法、体悟先人运笔，时时揣摩，进而演化出自我风格。（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