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言

　　翻开卡尔·克劳的《马可·波罗的追随者》，仿佛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桃花心木门，门后是1911年至1937年的中国沿海——一个混杂着冒险家、传教士、买办、鸦片贩子与理想主义者的奇幻世界。空气中飘散着雪茄的烟霭、黄浦江的潮腥，还有那些在历史缝隙间游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这本书不是正襟危坐的历史著作，而是一位“老中国通”的私人笔记，带着威士忌的微醺与岁月的包浆，将那些被时代冲刷却未曾湮没的记忆娓娓道来。

　　克劳从来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察者。1911年夏天他踏足上海时，不过是个“格里芬”——那个时代对初来乍到者的戏称。这个来自密苏里农村的美国人，从印刷学徒到犯罪新闻记者，再到中国首家西式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他的25载在华生涯，恰似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他见证清王朝崩塌于辛亥革命的烽火，目睹孙中山的理想在军阀混战中挣扎，亲历“五四”新思潮的奔涌，最终在1937年日军的轰炸中被迫离去。这样的人生轨迹，让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人，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国人，而是那个特殊时代催生的“第三种人”——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间寻找平衡的漫游者。

　　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份，赋予他的文字一种难得的通透。他写洋鬼子的傲慢与偏见，也写中国人的宽容与精明——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中国人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讽刺外国商人的投机与虚伪，却也欣赏他们的魄力与幽默。在他的笔下，那些在教科书里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突然鲜活起来——高傲的买办在洋泾浜英语的掩护下完成巨额交易；精明的犹太地产大亨哈同会为了一天房租在贫民窟苦等数小时；美国传教士在山东农田里播下来自故乡的种子，却意外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版图。

　　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恰在于它的“不整齐”。克劳没有试图构建逻辑严密的历史叙事，而是以一种“散漫随意”的方式谈论签单的习惯以及热衷于签单的人，谈论他所认识的保姆和男仆，谈论他在中国度过的20多年间所遇到的各色人等——那其中有骗子、传教士以及显贵。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从马可·波罗的传奇，到美孚石油的煤油灯如何点亮中国乡村；从旗昌洋行奢华的内部酒吧，到重庆码头用吨计数的铜钱支付；从外交官们在谈判桌上虚张声势的拍桌怒吼，到上海滩流浪汉与乞丐的生存智慧……他写那个“体面人可签单”的信用社会如何运转，也写它如何在战争的炮火中一夜崩塌。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克劳对细节的痴迷。他花费整整一章收录“中国沿海地区方言”，从“舢板”（sampan）到“大班”（taipan），从“阿妈”（amah）到“顶好”（dinghao）。这些词汇不仅是语言的化石，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当他解释“番鬼”（fankwei）这个词时，你仿佛能看见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在中国人好奇又戒备的目光中，如何被赋予了这个既排斥又带着几分幽默的标签。

　　克劳的笔触轻盈，甚至带着自嘲。他说自己离开上海时，“不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以战胜的英雄的身份回国，而是作为一个难民，随身仅余一个皮箱以及一件大衣”。但他没有怨愤，也没有哀叹。他知道，那个由治外法权、通商口岸和外国特权构筑的时代，已经随着1937年的炮火彻底终结。而他，不过是“一个老中国通”，像加州年迈的淘金者，在矿藏挖尽后仍徘徊在废弃的城镇。但他与那些只会怀旧的人不同——他在回忆中找到了理解与尊重。他看见的不是“落后”与“野蛮”，而是一个民族在巨变中仍保持的尊严与韧性。

　　这本书在今天读来，有种奇妙的现实感。我们仿佛仍在他所描述的“中西相遇”的延长线上——那些文化冲突、商业试探、误解与融合，仍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只是今天的“洋鬼子”换成了“外企高管”，“买办”变成了“跨境中介”，而“治外法权”则以资本与技术的形态继续存在。当我们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拉锯，重读克劳笔下那个同样困惑又充满生机的时代，或许能获得某种历史的慰藉。于中文读者，这个译本除力求还原克劳的幽默与细腻外，还通过丰富的译注，提供了诸多历史背景与词源方面的知识脉络。那些关于“买办”词源来自葡萄牙语“compra”（购买）的注解、关于“治外法权”曲折历史的说明，都使得这本“老书”在中文世界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帮助今天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纹理与脉络。

　　如果你对那个“洋鬼子在中国”的时代感到好奇，想切实触摸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那么，这本书值得一读。它不是答案，而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复杂、矛盾却也真实的历史之门。而我们，或许也在某个程度上，都是这个时代的“格里芬”——在文化的交叉路口摸索前行，在理解与被理解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