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给世人留下了小说、杂文、散文、文学史论以及日记、书信等数百万字著述，另有数量可观的译作，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文字构成了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鲁迅没有留下完整的长篇小说，后来也成了一些人衡量其文学成就的一道门槛，围绕这个问题，后人从身体状况、时间精力、现实处境以及创作理念等方面寻找过不同答案。

　　鲁迅最终没有完成长篇，自有多重原因。与此同时，他使现代杂文获得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形态和广泛影响，他的多篇短篇小说也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的成就原不必由某一种文体来证明。回看鲁迅两次未能成篇的构想，或许更能理解其中的取舍与遗憾。

　　1933年5月26日，鲁迅为埃德加·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肖像。

　　◆ 两次构想未能成篇 ◆

　　从鲁迅书信和友人回忆看，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动过写长篇的念头。其中，轮廓较为清楚的有两种：一种以唐代社会及唐玄宗、杨贵妃为题材，另一种以中国四代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一种始终停留在腹案之中，另一种刚刚显出轮廓，便再也没有落到纸上的机会。

　　郁达夫1926年发表于《创造月刊》的《历史小说论》中提到，“朋友的L先生”曾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写成小说。文中的“L先生”，指的正是鲁迅。按照郁达夫的转述，鲁迅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长生殿盟誓与马嵬坡之变：二人的爱情已经渐趋淡薄，玄宗甚至可能暗中授意军士杀死杨贵妃；待到晚年，他又因追忆昔日生活而悔恨成疾，最终由道士以催眠术使他与贵妃重逢。郁达夫对这一腹案评价很高，认为如果写成，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

　　1924年夏，鲁迅应西北大学邀请赴西安讲学。同行的孙伏园后来回忆，鲁迅游览当地古迹后，原有的唐代想象受到冲击；他本来还打算前往马嵬坡，也因担心所见令人失望而作罢。1934年1月，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再次谈及此事，称长安之行使自己原先构想的唐代小说计划“完全打破”，“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长安的天空、遗迹与书本中的盛唐相去太远，原先构想的小说世界也随之坍塌，《杨贵妃》最终停留在腹案之中。

　　另一种构想，是写一部表现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据冯雪峰回忆，1936年6月鲁迅大病前后，两人多次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一次交谈中，冯雪峰提到，鲁迅熟悉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等人，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代，第三代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第四代则是冯雪峰等青年。鲁迅随即表示，关于知识分子，他是可以写的，尤其是前两代，如果自己不写，将来恐怕也少有人能够写。

　　谈话中，鲁迅还设想过这部作品所需的时间和写法。他说，如果还能再活十年，可以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暂时搁下原拟撰写的文学史。大约一周后，他又告诉冯雪峰，想从一个读书人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当时，并考虑采用“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的形式。一部尚未动笔的长篇，就这样渐渐显出了轮廓：它将从家族的衰落写向时代的变迁，叙事之中还可容纳议论与自由言说。可惜，这一切最终只停留在谈话中。约四个月后，鲁迅病逝，没有来得及留下提纲或稿本。

　　◆“内倾”与长篇 ◆

　　除了健康、时间和现实处境，作家的性格与创作理念，也常被用来解释鲁迅为何没有写成长篇。鲁迅擅长怎样的表达，又为何反复选择短篇小说和杂文？答案或许就藏在他的艺术气质之中。

　　早在1935年开始连载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便从鲁迅的性格和艺术气质出发寻找答案。他把鲁迅归入“内倾”的作家，认为鲁迅不喜群，爱孤独，不圆通，与现实人生贴得太近、太迫切，也缺少经营长篇所需的从容和冷静观照。在李长之看来，这种性格更适于凝练、强烈的表达，也会妨碍长篇叙事的从容铺展。此说后来屡被提及，成为讨论鲁迅与长篇小说时颇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其实鲁迅并非离群索居，《鲁迅日记》中，聚餐、访友、饮茶、出游的记录俯拾皆是；在砖塔胡同和宫门口西三条寓居期间，也常有朋友和青年学生登门，与他长谈。李长之所说的“内倾”，或许更接近一种精神气质；若把它径直视作不能写长篇的原因，未免又把性格与文体的关系说得太简单了。更何况，《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已经在有限篇幅中建立起严密的结构，塑造出极具辨识度的人物，鲁迅的小说功力无需借一部长篇来证明。

　　要理解《杨贵妃》何以停留在腹案之中，仍需回到鲁迅自己的创作观念。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 写什么与怎么写 ◆

　　鲁迅谈起自己的小说创作，常把写作目的与表现方法连在一起。1933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己仍抱着“启蒙主义”，小说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身上取材，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鲁迅那里，小说从来带着明确的现实关怀，写什么、怎样写，都与这一目的紧密相连。

　　与这种目的相伴的，是极为节制的表达。鲁迅说自己“力避行文的唠叨”，意思传达清楚以后，宁可不加陪衬拖带，也少写风月和冗长的对话。鲁迅小说的锋芒，正得益于这样的省俭。简洁并不专属于短篇，长篇同样可以写得凝练；不过，鲁迅长期形成的写作习惯，使他更善于在有限篇幅中集中力量，迅速抵达主题。

　　《阿Q正传》就是这种写法的代表。它的结构、人物和节奏已经形成完整自足的艺术世界，增添枝蔓未见得能使作品更好。鲁迅自己说：“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

　　鲁迅重视生活经验，同时给艺术虚构留下了充分空间。他说，小说中的事迹大抵有一点亲见亲闻的缘由，却不会照搬事实，而要经过改造和生发。在《怎么写》中，他还指出，作品即使有时不合事实，仍然可以抵达文艺的真实。经验、推测、改造与想象，共同构成了鲁迅的小说世界。

　　写到历史题材，鲁迅的态度又多了一层谨慎。《〈故事新编〉序言》中，他谈到那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承认这是“很难组织”的工作。不过，他笔下的《补天》《奔月》《铸剑》等小说，同样会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取一点因由，加以点染和生发，让现代人的感受进入古老的故事。杨贵妃所处的时代虽然遥远，并不会天然阻止鲁迅落笔；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书本里的唐代获得可信的气息，又让古老故事承载新的发现。

　　由此再看两次未成的构想，西安之行打破了鲁迅原有的唐代想象，此后杂文、翻译及现实事务又不断占据他的时间，《杨贵妃》始终未能重新成型。四代知识分子长篇则更贴近他的生活经验和现实关怀，只是构想出现得太晚，留给它的时间不过短短数月。

　　◆ 长篇之外 ◆

　　每个时代都有格外繁盛的文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勾勒出一条人们熟悉的文学史线索。时代向前，文体也随之迁流、生长。

　　《红楼梦》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推向高峰。此后，从晚清的谴责小说，到民国时期的《子夜》《家》《骆驼祥子》，长篇小说走入城市、家庭、工厂与时代风云，书写现代中国的巨变，它们共同延展着中国小说绵延不绝的道路。

　　与此同时，报刊兴盛，社会变化急骤，杂文获得了新的表达空间。在鲁迅笔下，这种文体变得锋利、深广而富于变化。他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自己的杂文常只写“一鼻，一嘴，一毛”，合起来却已接近一个完整的形象。单篇看来只是时代的一角，彼此相连，便留下了现代中国的面影。

　　鲁迅未写成的长篇，为文学史留下了一块空白，也给后人留下无尽想象。空白之外，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小说，是一篇篇锋利而深邃的杂文。它们改变了现代中国的语言、眼光和写作方式，也由此刻下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至于那两部没有落到纸上的长篇，则像两条隐约可见的岔路，留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供后人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