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我的专业是研究古典诗词，我一向认为，读诗的最终目的是读人。阅读古典诗词的最高境界，是透过文字来走近诗人。阅读那些流传千载的经典佳作，就能认识那些人品一流的大诗人。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先秦的屈原，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辛弃疾，莫不如此。我写过一本题为《诗意人生》的小书，主要内容便是论述上述6位大诗人如何在作品中敞开心扉与后代读者赤诚相对，我们又怎样通过读诗来感知诗人的诗意人生。诗词如此，其他文体又何尝不然？小说虽出虚构，但真正伟大的小说，其中必然包蕴作家自传的因素。古典小说的翘楚《红楼梦》，正是曹雪芹用一生遭遇的满腔血泪凝结而成。尼采钟爱“以血书者”的文学作品，奥秘正在于此。既然如此，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就应该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作家。虽然钱钟书先生认为，爱吃鸡蛋的人不必去认识产蛋的母鸡，但那只适用于学术著作。我们阅读《管锥编》，自然不必细究钱先生的生平。但如果想深入理解《围城》，便不能对钱先生的生活经历置之不理。理由很清楚，如果我们弄清楚产蛋的母鸡是在绿色的山野里自由奔跑还是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显然有利于判断鸡蛋自身的营养价值。

　　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都很重视对作家生平的记载，一般认为东汉是文学觉醒的时代，二十四史中专记东汉史的《后汉书》始设《文苑传》（其后的正史或称《文学传》《文艺传》），并非巧合。《史记》虽未专设《文苑传》，但那篇《屈原贾生列传》，夹叙夹议，笔带感情，堪称作家传记兼作家论的典范之作，影响深远，直至如今。今人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是众多杜甫传记中的佼佼者，冯先生自述：“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我觉得冯著《杜甫传》确是一部严谨可信的学术著作，但它还有更重要的优点，便是作者对传主怀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冯至因日寇侵略而迁昆明，途中作诗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在西南联大时作《杜甫和我们的时代》说：“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杜甫传》虽然动笔于1951年，但他对杜甫的热爱之情依然流淌在字里行间。我对外国文学所知甚少，但曾读过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书中分别记叙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美术家米开朗琪罗和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展现了三位传主为追求真善美而历经苦难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巨人三传》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使我对托尔斯泰的几部长篇小说增进了理解。

　　性急的读者也许会说：“且住！你说了这么多，到底与舒晋瑜的《读作家记》有何关系？我想说的是，虽然舒晋瑜写作此书是对传统的踵事增华，但自有与众不同的优点。“在场”二字，便是舒晋瑜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前文所举的各种古代作家传记或评论，大多出于后人对前贤的追思，撰稿者没有机会对前贤亲接音容，更无可能与前贤促膝谈心。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陈贻焮先生在撰写长达百万言的《杜甫评传》过程中曾趋谒笔架山下的诗圣故里，作诗云：“今趋土室寻遗迹，仰止三峰笔架高。”的确，面对着三闾大夫和少陵野老的遗迹，后人怎能不起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又怎能不生“予生也晚”的惆怅之叹？苏东坡自记其梦云：“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会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这显然是东坡平日对此诗思之甚深，故有此梦。我30年前撰写《杜甫评传》时也曾梦见杜甫，可惜我过于兴奋而未及与他交谈，惊醒以后便懊恼没能向他请教“劣于汉魏近风骚”那句诗的句中停顿应在何处。韩愈作诗称颂李、杜说：“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堪称千古一叹！

　　上述种种遗憾、种种懊恼，在舒晋瑜那儿一扫而光。因为她阅读的56个对象全是当代作家，她撰写《读作家记》是“在场”采访的实录。她想了解作家生平，便可直接向他们询问；想探究作家的心事，便可用亲切交谈的方式叩开他们的心扉。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资深记者，这是她采访作家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她的主观条件：热爱文学，尊重作家。于是她采访前熟读作品，做足功课；采访时细心询问，循循善诱；撰稿时突出重点，探骊得珠。20多年的辛苦积累，便有了这部《读作家记》。凡此，应是此书读者的共同感受。至于我自己，则捧书在手便想起陈师道的一句诗：“书当快意读易尽。”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