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纳

如何在酷暑中安排劳作与休憩，并非今人独有的课题。早在千年前，古人就围绕伏日形成了相应的休假安排。梳理散见于历代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演变，也能从中窥见古代治理对时令与民生的考量。

秦汉伏日，闭门止作

“三伏”即初伏、中伏、末伏。《初学记》引《阴阳书》说：“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史记·秦本纪》载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初伏，以狗御蛊。”所谓“以狗御蛊”即以祭祀禳除暑热所致的毒气、疫气。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伏”曰：“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可见在秦代，伏日已与盛暑易伤人、应当避让调适的观念相连。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伏日诏赐从官肉，掌管宫廷膳食的官员迟迟未到，东方朔自行割肉，并对同僚说：“伏日当蚤归，请受赐。”这说明西汉宫廷中已存在伏日早归的惯例。

有关伏日休息的制度性记载，较早见于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在西汉，田典轮流掌管里门钥匙，平日按时开门，到伏日则关闭里门，制止通行和田间劳作。但献酒者、乘驿传者、持节出使者以及救水火、追捕盗贼者仍可通行。

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后汉书·和帝纪》载：“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李贤注引《汉官旧仪》说：“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相较于西汉《户律》对里门、通行和田作的规定，东汉诏令更明确提出伏日“尽日闭”，整日停止常规事务。

从避盛暑、禳暑毒的时令观念，到闭门止行、停止田作的具体规定，秦汉伏日安排已具有制度化的雏形。

唐宋伏日，给假休务

唐代将三伏纳入官吏的假宁制度。《唐六典》卷二称“内外官吏”有“假宁之节”等记载：“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并给休假一日。”把三伏与人日、端午、七夕、重阳等并列，规定“给休假一日”。敦煌发现的唐《职官表》引《假宁令》也称“三伏，休假一日”。可见三伏在唐代是假日体系的一部分。

宋代文献把伏日“给假”和官署“休务”区分得更细。前者指官员免于朝参，后者则指官署停止办公。《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初制度称：“三伏，各假一日，不休务。”也就是说，宋代官员在伏日可免于朝参，但仍需办公。三伏期间的朝会安排也有所调整，据《宋史》等文献载，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乙丑，诏自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三伏期间，皇帝每五日临前殿一次，上朝次数减少，政务却未因此停顿。

北宋朝廷还以诏令调整酷暑中的役作。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修建昭应宫时，丁谓为赶工，请求三伏不赐休假；王旦则主张顺应时令。宋真宗最终下诏：“修昭应宫役夫，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自余工徒，如天气稍凉，不须停作。”诏令所停的是伏日从事“执土”之役的工夫，其他工徒若逢天气稍凉，仍可施工。这表明，伏日安排已不只关乎官员，也开始涉及高温中的重体力役作。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庞元英《文昌杂录》记录祠部所定休假，初伏、中伏、末伏分别列入一日假。“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麨，百司休务而已。”一般官署均可休假，史官还发放冰麨以避暑。

到南宋宁宗时期，《庆元条法事类》仍把三伏列为一日假。

从唐代将三伏列入假宁，到宋代区分给假、休务，并对特定役作作出调整，伏日制度的内容更为丰富。同为伏日给假，官署是否停办、哪些人员适用，均会因制度与事务而异。

明清伏日，官假未列

明代对节假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古今事考》载：“国朝正旦节放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就该书所列假日看，三伏已不在官定假日之列。清代乾隆年间《大清会典则例》所列官员节假，包括元旦、上元、端午、中秋、重阳和万寿等，三伏同样未列其中。至此，唐宋以来作为节令假的伏日，已退出明清官吏的常设休假体系。

伏日官假虽逐渐淡出，朝廷对暑热的调适并未完全消失。明代仍有赐冰之制，《帝京景物略》载：“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清代京师则自暑伏至立秋，由工部颁发冰票，各衙门按等差领取。

古今伏日，顺时而休

回望三伏休假制度的变化，可以发现，它并不是“有假”与“无假”的简单更替，也并非一条单线发展的轨迹，而是制度对象和治理方式不断调整的过程。

制度形式随时代而变，顺应节令、因时制宜、顾及人的体力与生活，始终是其中朴素而长久的治理智慧。（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