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何蕊 相旭阳 陈嘉堃

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所在的才斋在盛夏葱茏的环抱下，尤显古朴典雅。尽管正值暑假，这里仍不断有学者进出，20余年如一日坚守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事业。北大《儒藏》中心学者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系统整理儒学典籍的基础文化工程，《儒藏》工程中收书510种、近2亿字的“精华编”中国部分已全部出版；全本编纂工作稳步推进，规模将在“精华编”的基础上增至约3400种、共计10亿字至12亿字。

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沙志利。

古籍编纂

20年干一件“良心活”

“古籍编纂是一件‘良心活’。古籍整理不仅要求学者通晓原文内容，还需精通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逐字逐句吃透文本。《儒藏》中心的很多学者从博士毕业后便投身其中，数十年如一日，只做这一项工作。”

北大才斋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满满一墙的精装“蓝皮书”——510种、282册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烫银的书脊尤其显眼。

《儒藏》工程自2003年启动，按照规划工程分“精华编”和全本编纂两步走：前者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以及韩国、日本、越南等历史上的重要儒学文献集为一编；后者大大拓宽收录范围，计划囊括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著作。

“最初的计划是，用10年完成‘精华编’编纂。但实际上，仅‘精华编’中国部分，三代学者就付出了20余年心血。”中心副主任、责任编委沙志利开门见山讲进展，预计明年内，“精华编”越南部分有望全部推出。

目前，《儒藏》全本编纂工作已启动。沙志利以读者熟知的《论语》为例：“精华编”收录有23种文献，全本编纂的数量计划增加至170余种，足见两者体量差异。“按照‘精华编’的经验，全本数目可能在编纂过程中随时调整，目前我们暂定计划是共计出版3401种。现在已经整理完50种了。”

前路漫漫。何时收官？沙志利摆摆手笑着说：“也许15年，也许20年。说不准。”

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记者 相旭阳 摄

智能助力

编纂提速“快工”出细活

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了简单机械的校勘工作之后，专家可以把精力更好地集中在关键环节上，比如对存在争议的标点、词句等做出更准确的学术判断，实现“快工”出细活。

相比《儒藏》“精华编”，全本编纂工作正在提速。

沙志利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儒藏》全本编纂工作正在迎来一场技术驱动的效率变革——那些曾经耗时费力的基础步骤，逐渐交由AI（人工智能）承担。“现在《儒藏》的整理校勘工作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的，速度快多了！”沙志利介绍，自2025年起，北大与字节跳动合作，借助“识典古籍”整理平台推进《儒藏》全本编纂工作。

沙志利登录平台向记者展示，建立书目条目后，上传古籍底本影像，平台会利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文本。经过人工粗校后，古籍影像就转化成了差错率较低的、可编辑和检索的电子文本。同时，AI还会自主完成标题提取、标点、分段、命名实体识别等工作。

“校勘环节省了很多精力。”沙志利感慨道。平台瞬间就能列出多个版本的差异，学者再据此进行判断、撰写校勘记。平台还支持分卷提交、实时反馈，校点者完成一卷就可以提交，审稿团队同步审阅，有问题及时反馈，“校点的人和审稿的人工作是交叉进行的，整体速度大大加快。”他说。

打破壁垒

让古籍走进读者生活

“我们把这项工作定位成学术传承，希望用现代的学术规范把古籍传承下去。有了比较规范的文本，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就可以基于这些文献开展研究，再去面向普通读者普及知识。希望能打破古籍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壁垒，让更多古籍走进普通读者的生活。”

会议室一角，已故《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的半身雕像静静矗立。在“他”的注视下，后继者孜孜不倦。早在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就提出用现代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把历代儒家典籍文献汇编成一个独立文献体系。

《儒藏》工程浩大，但一起步就卡在了核心问题上：怎么编？《儒藏》中心研究员、责任编委张丽娟印象很深，当时学界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影印出版——这是古籍整理最常用的方式，只要找到善本，便无需花费太大精力；另一种以汤一介等学者为代表，坚持用现代学术规范进行标点、校勘。

“最终，大家选择了公认更艰难的路。”张丽娟回忆，古籍标点、校勘之难，业内皆知。“很多人觉得这项工作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若想应付了事，并非不能，成果必然经不起推敲。经过这20多年的艰辛努力，我们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这份事业也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的成长。“我们自己培养的很多学生，现在都是编纂工作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