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远

20世纪是中国人物画历经变革发展和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不惟人物画家人数众多，人物画作品数量、质量和学术展览、交流活动举办频次均有大幅提升。作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人物画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如实呈现和书写的重点课题。

中国画《说红书》，作者方增先。

要完成这项课题并不容易。纵观画史，对于早期绘画的研究，往往续接连贯、持论公允。这是因为越有时间距离的历史，越能达成史识公论的历史，就越容易把握。而时间距离较近，思想解放、观念活跃、艺术形式多元的历史，则因缺乏足够的沉淀和处于未完成的变化过程之中而较难把控，遂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此前虽有零星论著，但多为专题性或阶段性研究，缺乏一部真正贯通20世纪、兼顾绘画创作与理论评论的系统性著作。新近再版的裔萼著作《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凭借长达7年的史料研究、作品追踪调查、画家个案访谈，填补了该领域系统性研究的空白，并从治史手法、论史方法等角度为相关研究提供启示。

传统的美术史写作，尤其是人物画史的书写，往往以朝代更迭为经、以名家名作为纬，编织出一幅风格演进的图谱。这种写法固然清晰，却容易滑入两个陷阱：一是将复杂的历史压缩为风格的线性更替，二是将人物画窄化为笔墨语言的流变史。事实上，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演进，并非一条通向某种既定“现代”形态的单行道，而是一场围绕“如何以图像回应现代中国之变”展开的多声部对话。这意味着相关研究要关注的不只是风格语言的革新，更是画家面对社会变革时的精神回应、价值抉择与身份重构。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突破正在于并未将“现代性”当作一个生硬的标签，而是自觉将“现代性”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范畴，并将其处理为一个充满张力的问题讨论场域。作者不仅没有回避那些“不合时宜”的画家与作品，反而将其作为理解主流叙事之形成的重要参照。例如，其对民国时期若干坚守传统文人路径的画家的细致讨论，并非出于怀旧式的补遗心态，反而借此深刻揭示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性”生成于传承与变革、守成与开新的拉扯中的历史原因。这一叙事策略打破了“进步史观”的单一向度，使整个研究的历史图景呈现复杂而真实的面貌。

在史料运用上的开阔视野，推动着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拓新。除传统的美术作品与画家文献外，广泛征引近现代报刊、展览评论、美育文件乃至画家书信日记，将这些以往被视为“边角料”的史料提升为理解艺术作品生成语境的关键证据，有效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性。这种“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的双向互动，使研究在史料层面形成厚实而富有层次的肌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正是借助“边角料”对多位此前美术史书写中相对边缘的画家予以重新评价。这绝非刻意翻案，而是建立在对作品细读和史料重勘的坚实基础上。这些个案研究证明了“风格史的演进”与“社会史的变迁”之间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并非纯粹的审美自律之物，而是特定历史境遇中主体精神的艺术结晶。这一观点为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美术史学界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难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如果说治史手法决定了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格局，那么论史方法则直接关系到论述的说服力。优秀的美术史研究，应是审美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为例，作者在研究中始终将形式分析视为意义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如对蒋兆和《流民图》的讨论，并未停留在对水墨写实技法的技术性阐释，而是深入剖析画家如何通过人物表情的细微刻画、个体之间疏密关系的处理，传达出一种“无声的呐喊”。技法分析在此成为通往理解历史情境的桥梁，作品的形式语言被还原为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

面对20世纪多元并存的画派格局，展开多向度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厘清艺术发展脉络，也有益于在意象并置中拓展新的认知维度。例如，在讨论“新浙派”人物画时，既将方增先、李震坚等人的创作置于与“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的横向比照中，又将其放在文人画传统与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纵向源流里，使地域画风的特点在比较中变得更加清晰。

在研究中始终保持对“话语权力”的敏锐省察，是许多学者容易忽视的方面。相较于过多、过于鲜明地陈述个人观点，我认为以审慎、有节制的表述，将个人学术观点、判别标准与作品及其历史背景结合，给出分寸得当的评说，并充分呈现各类史料素材，给阅读者留出判断的空间，才是治史应有的学术态度。同时，研究者在史论阐释中，不仅要追问画家画了什么和怎么画的，更要追问为何某些题材和风格在特定时期被推崇，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这种带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自觉追问，能够使美术史研究超越单纯艺术鉴赏的评判性维度，不仅成就一部艺术风格史，更形成一部关于人物画如何被观看、被评判、被塑造的观念史。

能否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客观、系统、深刻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撰史者的学术勇气、眼光、基本功和治史态度的考验。《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以宏阔的视野驾驭纷繁的史料，以精辟的解析照亮幽微的形式，更以深切的现实关怀赋予历史以当代意义。此书为今天的学者如何书写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本。它向我们证明：艺术史研究既不能退守为纯形式的风格鉴赏，也不能简化为社会史的插图式注解，而必须在审美自律与社会回应之间保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眼光。

如今，当我们再度讨论“中国人物画如何回应时代”这一命题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所梳理的那些成功与挫折、突破与困境，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参照。其中，对“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的冷静剖析，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史料钩沉到史观构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还在持续深入，期待更多学者以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锋芒的著述，为该领域研究开辟新境。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