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萌

　　近日，广西汛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军民也纷纷赶赴广西救援。

　　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也是最强劲的对手，与水患的抗争一直是人类的重大命题。在西方神话中，有诺亚方舟保留了地球动物延续的火种；在中国传说中，有大禹带领人们战胜了水患。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水文监测和手机预警获知洪水消息。但在没有电报、电话，更没有互联网的古代，当洪峰奔涌而下时，下游的人们又如何提前得知险情？彼时江河安澜的底气，全藏在一套沿用千年、不断迭代的汛情传递制度里。

　　东汉画像石“大禹治水”局部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从河畔呼喊到官府报灾

　　华夏汛情预警的雏形，诞生于礼崩乐坏、水患频发的先秦。先民在天灾面前摸索出的求生之道，质朴却有效，为后世制度奠定了最初的根基。

　　最早的水情传递，或许只是河岸上的一声呼喊。江河水势突变时，沿岸居民奔走相告，村落之间依靠人声、锣鼓或派人传讯。这样的办法虽然简单，却能让近处的人迅速作出反应。

　　随着国家制度逐渐形成，原本零散的民间报灾，也开始进入官府管理的范围。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为我们保存了一批战国晚期至秦代的法律文书。其中《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各地遇到降雨、谷物抽穗以及暴雨损害庄稼等情形，都要将受雨田亩、受灾面积等情况及时报告官府。距离较近的县，由人员步行送达；路途遥远的，则通过传舍、邮驿转送文书。

　　这些规定关注的主要还是农业生产，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洪水预警，却已经显露出一个重要变化：雨量、水害和农田损失不再只是百姓各自承担的事情，而被纳入地方官府必须掌握和上报的信息。《秦律十八种·田律》是目前所见较早涉及雨泽、水害上报的官方法律文献之一，标志着汛情传递从民间自发，走向了国家规制。

　　驲传制度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车马传报渐成常态，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佐证了彼时邮驿传递政令、灾情文书的效率，为后世加急汛报埋下伏笔。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覆盖全国的郡县行政体系和邮驿网络逐渐完善，水情传递更加由临时报灾走向了制度化管理。

　　“郡国上雨泽”

　　东汉时期，朝廷有固定的雨泽上报制度，这一制度的雏形起于秦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意思是，从立春开始，经过整个春夏农耕季节，直到立秋，各郡国都要定期向朝廷报告本地的降雨情况。这项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是为了掌握农业丰歉，但河流涨落、雨水多少同样属于官府持续关注的重要内容。

　　相较于先秦临时报灾的模式，此时的报汛工作划定固定时段、覆盖全国疆域，开始了汛情上报的常态化、规范化。一张覆盖天下的水情信息网，已经初具雏形。

　　支撑这张网络运转的，就是日益成熟的邮驿制度。秦汉时期，全国干道沿线普遍设置驿站、传舍，承担政令、文书和军情传递。《史记》《汉书》中屡见使者驰驿、昼夜兼程的记载，更说明邮驿已经成为当时最高效的官方信息传递系统。

　　秦汉时期虽然还没有后世专门的河防急递制度，但依托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中国古代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息传输体系，为后世更加专业的报汛制度奠定了基础。

　　明代河臣潘季驯著《河防一览》内页

　　量水知汛

　　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淀，至唐宋时期，华夏防汛预警体系逐渐趋于成熟，有了量化测报、专职官员、加急速递三大体系。

　　《唐律疏议》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进一步以律法明确河防责任，如果破坏堤防，罪责更重，可见对防洪的重视。

　　宋代是古代水文测报技术的突破期，告别了以往“有无水患”的模糊上报，开启定量测水、分级防控的新阶段。《宋史·河渠志》记载：“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

　　这是古人通过常年水文观测，总结出较为可靠的经验规律：初春河水涨一寸，夏秋汛期水位大概率涨至一尺，依据经验，故称“信水”。一旦汴河水位涨到七尺五寸的“安全警戒线”，朝廷即刻调拨禁军驻防抢险，分级防控、精准施策，治水专业性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宋代严格选拔任用有治水之才的官员。宋代还建立金字牌急递制度，将河决大水视同最高等级军情。

　　《宋史·舆服志》记载，红漆金字的急递牌，日行五百余里，沿途人马尽数避让。所以，河堤溃口、洪水泛滥等重大险情，凭金字牌直达御前，是古代最快的官方汛情传递方式。

　　金代国祚不长，却在华夏治水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的成果——出台我国现知第一部国家防洪法规《河防令》，将千年零散的防汛规则系统化、法典化。

　　条文清晰划定每年六至八月为法定伏秋汛期，要求巡河官员昼夜驻堤巡查，遇水位暴涨即刻驿传飞报，统筹上下游河官备战、征调民夫守堤。同时明确，加急驿马资源仅供给军情与河防险情，杜绝滥用运力、挤占防汛通道。自此，汛期时段、值守权责、传递规格等全部有法可依，后世明清六百年河防制度，皆承袭金代框架迭代完善。

　　一张覆盖江河的报汛网

　　明代在金元河防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官方报汛与民间预警逐渐形成联动，多层次的防汛预警网络愈发成熟。

　　万历年间，治水名臣万恭借鉴军中塘报制度，将其运用于黄河报汛，并在《治水筌蹄》中总结了这一做法：自潼关至宿迁，沿河约每三十里设一处报汛节点，驿骑昼夜接力驰报，使水情消息往往先于洪峰抵达下游，为沿岸州县预备堤防、调集夫役赢得了宝贵时间，黄河上下游由此形成了一套分段接力、昼夜飞报的报汛网络。

　　与万恭建立黄河上下游水报网络的同时，潘季驯也在《河防一览》中总结了一套堤岸联防报警办法。沿河每隔三里设置一铺，各铺竖立旗杆，备有黄旗、灯笼和铜锣：白昼悬旗，夜间挂灯，一铺遇险便鸣锣示警，相邻各铺依次传报，夫役随即共同赶赴险段抢护。远距离的水情由驿骑昼夜驰报，近距离的堤防险情则通过旗、灯和锣声迅速传开，明代黄河报汛与抢险由此形成了上下呼应的联防网络。

　　清代在黄河一些重要河段设置志桩，派员按时查验水位。相关实录和河工文献记载，陕州万锦滩、黄林庄等处均曾设桩测水；水势一旦超过规定尺度，便飞报上下游河员，以便提前部署。与单凭水色、流势和河岸标志判断相比，志桩为观测水位提供了较为固定的尺度，使报汛有数可循，也为河防调度提供了更明确的依据。

　　除了陆路塘马，清代黄河报汛还利用顺流而下的水上交通。有关河工文献记载，上游报水人员曾借助羊皮浮具或快船传送记有水位的水签，俗称“羊报”。水情顺流传递，能够较快送达下游，成为陆路飞报之外的一种补充。

　　清代上下游联动报汛也更加频密。上游测得水势后，汛报经开封、归德、徐州、清江浦等地逐站传递，下游据此提前防备；水势平缓时按日具报，汛情紧急时则增加报送次数。重要水情不仅送达沿河官员，还会上报河道总督、工部乃至朝廷。由基层测水、驿路飞递到中央决策，一条层层衔接的报汛链条由此形成。

　　千年光阴，江河奔流不息。从早期依靠人力传告、标志示警，到秦汉以后河防组织逐渐建立；从唐宋河防责任日趋明晰、水情观测不断发展，到明清报汛网络日益细密，一套古代防汛预警体系在一次次与洪水的较量中逐步形成。

　　那些散见于律令、河工著述和地方志中的记载，不仅保存着古代防汛制度演进的轨迹，也凝结着中华先民顺应自然、守护家园的治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