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书院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古老书院不再只是山水之间的历史遗存，也不只是研学旅行中的文化景观；从高校书院制探索，到城市书房、文化讲坛、乡村书院的兴起，书院所蕴含的文脉传承、价值涵养与人格培育功能，正在被重新认识。人们走进书院，看到的是一方庭院、一座讲堂、一架藏书，更应读懂其背后延续千年的精神秩序。

　　传统书院之所以能历经兴废而文脉不绝，正在于它形成了“以院载文、以道立心、以修立身”的完整精神体系。“院”是承载中华文脉的实体空间，“道”是统摄读书治学的价值内核，“修”是落实成人成德的实践路径。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使书院既不同于单纯传授知识的学校，也不同于只供凭吊的文化遗址。结合石鼓、嵩阳、白鹿洞、象山、岳麓、东林等经典书院实践，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传统书院的精神根底，也能由此把握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立德树人中的现实价值。

　　一、文脉、道心与修身：传统书院精神的三重展开

　　书院首先以“院”载文。这里的“院”，并非寻常建筑，而是藏书、讲学、祭祀、会友、立规相互交织的文化空间。典籍得以收藏，学脉得以讲明，先贤得以追慕，学子得以日用浸润，文脉也就从纸面进入生活。相比容易受科举功名牵引的官学，书院常常以相对独立的空间保存读书人的清明志趣，使经典研习不止于记诵辞章，而能回到义理、风俗与人格。

　　这种空间意义，决定了书院的“载文”不是被动保存，而是主动生发。藏书使经典有安顿之所，讲学使经典有阐释之机，师友切磋使经典有进入现实问题的通道，祠祀与学规则使经典有礼仪化、日常化的承接方式。书院之文，既包括经史子集，也包括匾额碑刻、学规院记、讲会记录和地方风俗；它们共同构成一种可见、可听、可行的文化秩序。

　　石鼓书院正体现了这种去功利化的文脉坚守。朱熹在论及石鼓书院时，曾直指学校科举之教流于声利，主张在清旷之地开辟可以沉潜义理的读书空间。石鼓之“清旷”，不是远离人间，而是让学者暂离浮华名利，重新面对古训与先贤。明代石鼓书院训语强调“学于古训”“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也”，也说明书院载文并非只为知识储备，更为涵养德性、端正士风。嵩阳书院则从另一面显示文脉传承的厚度。二程讲学于嵩阳，使这里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经典义理不是封存在典籍中的概念，而是在师友问难、讲会辨析中转化为士人的精神尺度。石鼓守其清，嵩阳传其学，共同说明书院保存的是书籍，更保存读书成人的文化方式。

　　书院又以“道”立心。传统书院最关切的，不只是“读什么书”，更是“为何读书”。白鹿洞书院为此树立了制度化典范。朱熹重修白鹿洞，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五教之目”明人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定为学之序，并把修身、处事、接物纳入日常工夫。其根本用意，是把教育从逐名趋利中拉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方向。白鹿洞之规，不只是管理规则，更是书院明道立心的价值宣言。

　　象山书院所代表的心学传统，则把立心进一步推向主体自觉。陆九渊重视本心，强调学者先要辨明志向。在义利之辨中，他提出志于义则所习在义，志于利则所习在利。这样的讲学并不满足于外在规训，而是要求读书人在内心深处确立价值坐标。白鹿洞以规矩明道，象山以内省明道，一外一内，说明书院所谓“道”，既是经典义理，也是人心中辨义利、明公私、守正道的精神根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书院把读书从“求得一技”提升为“安顿一心”：学问越深入，越要回到价值判断；知识越广博，越要追问其所服务的方向。

　　书院最终以“修”立身。若道义不能落实为日常践履，学问便容易流为空谈。岳麓书院的传统，集中体现了“经世修身、知行济世”的路径。张栻主教岳麓，强调明理躬行；朱熹远道来访，与张栻会讲，开创不同学派切磋问难的风气。岳麓之学重高深学问，也重社会关怀，后来湖湘学风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取向，正与这种书院传统相连。东林书院则把修身推向气节与公共责任的层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所以流传至今，并不只是因其文辞工整，而是因为它揭示了读书人修身不能止于洁身自好，还须在现实风雨中辨是非、守气节、担道义。由岳麓到东林可以看到，书院育人从不把人格塑造局限于私人品行，而是把个人德行、学术操守与时代责任贯通起来。

　　二、文以载道、道以成人：三大要义构筑书院完整精神体系

　　“以院载文、以道立心、以修立身”并非彼此分散的三种功能，而是传统书院相辅相成的精神结构。载文是根基，没有相对稳定的书院空间，没有典籍、讲堂、师友与学规，文脉便难免散为零碎知识；立心是统摄，若无明道意识，书院也可能被功名、声望和地方利益牵引，失去超越功利的精神高度；修身是落点，若无日用践履，经典义理便难以进入真实人生。

　　三大要义合在一起，构成了书院完整的育人体系。书院不是把学生训练成应试之器，而是使其在文脉中知来处，在道义中明方向，在修身中成其人。它既保存传统，又不断通过讲学、会友、论辩生成新的思想活力；既重个人德行，又强调推己及人、经世济民。正是这种文与道、知与行、个体人格与社会责任的贯通，使传统书院成为中华治学育人智慧的重要象征。

　　也正因为这种完整性，书院精神能够跨越具体制度的兴废而延续下来。书院可废可兴，院址可迁可复，讲学人物也会代有更替，但只要文脉传承不断、明道初心不失、修身实践不空，书院就仍然保有其精神生命。理解这一点，才能避免把书院只看成古代学校形态，而能把它看成中华文明自我传承、自我更新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活化书院精神：赋能新时代文化建设与育人实践

　　今天重提书院精神，关键不在复原古代形制，而在激活其内在价值。若只修一处院落、挂一块匾额、办几场活动，而没有经典研习、价值引导和人格培育，书院就容易变成装饰性的文化符号。真正的传承，应当让书院精神从历史叙述走向现实生活，把“载文、立心、立身”转化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与育人实践的具体路径。

　　在文化建设层面，书院“载文”的启示，是建设更多可阅读、可讲学、可交流、可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开设书院讲坛和经典导读，乡村可以结合地方文献、家风家训、非遗技艺重建文化记忆，学校可以把校史、地域文化与中华经典贯通起来。这样，传统文化就不只是被陈列、被参观，而是被阅读、被讨论、被体认，成为涵养文化自信的日常资源。尤其要避免把传统文化教育做成一次性展示，而应让经典阅读、地方史讲述、礼仪体验和公共讨论形成连续机制，使书院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的文化节点。

　　在立德树人层面，书院“立心”的启示，是教育必须回答“成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现代教育需要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但更需要价值判断、精神定力和责任意识。通过通识课程、经典阅读、导师陪伴、师生共学和专题讲会，可以引导青年在义利、公私、道技之间形成清醒辨析。书院传统中的师道精神、讲会精神和明道意识，能够为当代学校弥合知识传授与人格养成之间的距离。

　　尤其在现代学校书院制建设中，书院不应只是住宿管理单元，也不应只是活动品牌。它更应成为师生共同生活、共同阅读、共同讨论、共同实践的育人共同体。专业教育解决学生“会什么”的问题，书院教育则可以持续追问“为何而学、为何而用”。通过导师制、朋辈互助、跨学科讲座、经典研读和项目实践，把学生从单一课堂带入更开阔的文化现场与社会现场，正是传统书院精神在现代教育中的可行转化。进一步看，现代书院还可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架桥：以经典阅读涵养底色，以问题研讨训练思辨，以社会服务检验所学，使学生在知识学习之外形成更完整的精神成长轨迹。

　　在社会风尚培育层面，书院“修身”的启示，是把道德涵养落实为具体行动。传统书院强调知行合一，今天则可以通过志愿服务、社会调查、乡土文化保护、基层治理参与等方式，使青年在真实场景中理解责任、锤炼担当。岳麓之经世、东林之气节提醒我们，修身不是退回自我，而是在家国社会中成就自我。一个人能把读书所得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把文化认同化为公共责任，书院精神才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化。

　　因此，活化书院精神，应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守正，是尊重书院所承载的典籍传统、师道传统、讲会传统和人格传统；创新，是借助现代学校制度、公共文化平台和数字传播方式，让古老书院精神以新的形式抵达更多人。这一过程既需要学理上的阐释，也需要制度化、常态化的实践安排，使书院精神不只是被纪念，而且能被持续使用、不断更新。只有让文脉可亲近、让道义可体认、让修身可践行，传统书院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深层力量。

　　千年书院，贵在有文、有道、有人。文是根脉，使书院接续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道是灵魂，使读书治学超越功利而归于义理；修是工夫，使内在信念落实为君子人格和社会担当。以院载文、以道立心、以修立身，正是传统书院精神最凝练的表达。

　　面向新时代，传承书院文脉，不是守着旧址旧名止步不前；坚守明道初心，也不是脱离现实空谈义理；践行修身笃行，更不是把道德要求停留在标语之上。真正的活化，是在现代教育和公共文化实践中重建文与道、知与行、个人成长与家国责任之间的联结。如此，传统书院精神才能由古入今、由静转动，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

　　（作者：陈梦薇 福建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