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景中

　　“书房中的文艺复兴——10至17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展，展上汇集119部（套）珍贵展品，以书籍为线索，系统呈现10至17世纪欧洲知识传播、思想变革与艺术创造的发展历程。特约策展人之一范景中教授介绍其中一件展品《演说家的教育》。展期至10月11日。

　　古罗马教育家、修辞学家昆体良的《演说家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是文艺复兴印刷史上的一件名品，由原是法国金匠、后来迁居威尼斯的印刷师尼古拉·詹森（Nicolas Jenson，约1420—1480）于1471年印刷。书中所用的詹森罗马体（Jenson Roman）是继他1470年印刷的尤西比乌斯《福音的准备》之后，又一个公认“优雅、成熟、标准”的印本，后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誉之为“最完美的罗马体”。换言之，它不是简单模仿手写的人文主义字体，而是按纯粹排印的标准设计，字母结构均衡、衬线优美、字距精准，成为后世范本的罗马体（如莫里斯的Golden Type），是彻底的人文主义印刷美学、一直影响西方印刷字体500余年的罗马体。

　　波焦发现昆体良，不啻发现了人文主义艺术的根基

　　说到这部《演说家的教育》，它与人文主义者波焦（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的渊源值得一叙。其实，不只《拉克坦提乌斯著作集》和詹森的《演说家的教育》的印刷字体都源自人文主义者波焦创造的人文主义小写字体（humanistic minuscule），就连这部《演说家的教育》的完整抄本也是波焦于1416年在圣加尔修道院重新发现的。波焦为此不知鼓掌兴奋了多少天。12月15日他写信给好友瓜里诺·达·维罗纳——那时波焦36岁，正值思想激荡的年月；瓜里诺比他年长六岁，虽不像他那样精通希腊语，却也在1403年到君士坦丁堡追随赫里索洛拉斯学习多年，1408年归国还带回了54部希腊文手抄本。对这样一位日后卓然为一代教育宗师的人而言，波焦的话语想必格外动听。波焦在信中激动地说起《演说家的教育》：

　　昆体良的著作，往昔在我们意大利人这里，已被割裂脱落得面目全非，被恣行割剥改篡，以致书中全然看不出原作的章法体例与行文风貌……所幸机缘凑巧，我们闲居康斯坦茨之际，心中忽然涌起一念：想去寻访典籍被尘封的藏匿之地。圣加尔修道院距此城二十罗马里路程。于是我们一行人，既为散心遣怀，又听闻此处藏书浩繁，欲前往搜求珍本典籍，便动身前往。在院内难以尽数的藏书中，我们意外寻得完好无损、篇章完备的昆体良原著，只是全书布满霉尘、污浊不堪。这些典籍并未按其应有价值庋于藏书楼，反倒被弃置在一处阴森晦暗的密室，实则处于一座塔楼的底层囚室之中……

　　波焦寻访到《演说家的教育》，又惊又喜，立即动手抄写寄给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尼科莱·尼科利。然而他信中的感慨却让我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郑振铎先生的题跋。当时他接连得到版画珍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芥子园画传》，于是写道：

　　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获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

　　郑先生说他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一旦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拉丁文的古籍或许有相类之处。人文主义的艺术是演说的艺术，演说的艺术是拉丁文的艺术。波焦发现昆体良，不啻发现了人文主义艺术的根基。人文主义者教育学生，不是为了教堂和大学讲堂，而是为了积极参与城市与公共的生活，为投身广阔事业、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做好准备。而正是在语言的教育上，收到波焦信件的瓜里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费拉拉创办的学堂自1429年起，教育了一批贵族子弟，培养了埃斯特家族的子女，也资助过贫困的学子。他与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是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先驱：维托里诺于1423年在曼图亚创办了第一所新式人文主义寄宿学校“快乐之家”，影响极为深远，是留给教育界的一大宝藏。维托里诺的一位得意门生，就是我在《艺术与文明》中给了不少篇幅的费德里科·达·蒙泰费尔特罗，他把乌尔比诺宫廷建成了文艺复兴的一个璀璨中心；瓜里诺自己的一位杰出弟子扬努斯·潘诺纽斯，则将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匈牙利。下一代人中，曼图亚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极具鉴赏力的艺术赞助，或许也得益于瓜里诺之子巴蒂斯塔对她的古典学启蒙。

　　《演说家的教育》的三个版本

　　《演说家的教育》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如此重要，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连出三个版本，正好把印刷本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个版本1470年8月3日印于罗马，由第一位本土活字印刷商利尼亚米内出品，贝萨里翁的门生坎帕努斯为之编辑。第二个版本1470年末出版于罗马，康拉德·斯温海姆与阿诺尔德·潘纳茨承担了印刷。第三个版本即詹森本，1471年5月21日在威尼斯付梓。

　　第一个版本称为editio princeps。Editio princeps为西方文献学与古典学使用的新拉丁术语，字面意思为“首要版本”，指某部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前仅以手抄本（manuscript）形式流传的古典、中世纪或重要文献的第一次印刷版本。主要用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籍，但后世偶尔亦有沿用，如劳拉·切雷塔《布雷西亚的劳拉·切雷塔，最杰出女性的书信，首次从手稿刊行》，1640年帕多瓦首次印刷的版本。

　　1750年代版本学学者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类似于1639年提出的“摇篮本”（incunabula）；其立即被校勘学所采纳，并在19世纪拉赫曼的谱系校勘法中达到顶峰——editio princeps成为重建文本谱系的起点。

　　首印本可以严格定义为：某部古典著作首次以其原始语言（希腊文、拉丁文等）排印的版本。不包括译本，无论译本出版多早。例如，展览中的两部《柏拉图集》，二者皆属早期初印本：菲奇诺的拉丁文译本于1484—1485年问世，早于阿尔杜斯1513年出版的希腊文初版；但后出的这部希腊文初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editio princeps（原典首印版），因其所用文本为柏拉图原作书写的原始语言。简言之，首印本通常等于某部古典著作首次以其原文语言排印的版本。但在原典绝亡、译本成为唯一传承的情况下，译本的首印亦可视为首印本，但最好标注为editio princeps operis perditi（佚失原典的首印本）。

　　希罗多德《历史》的某些卷、克特西亚斯《波斯史》《印度史》、阿波罗多罗斯《编年史》、迈锡尼的狄库斯希腊文原作，等等，都是由于希腊原典佚失，而使拉丁文的最早印刷本被学界视为对应希腊原典的首印本。

　　1450年左右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古希腊与古罗马作家的重要典籍，大多在1465年至1525年间推出了原典首印本，这是文艺复兴出版的最重要收获。但在中国，editio princeps似乎还没有统一的译名。强调从抄本转为印刷的划时代意义者，喜用“首印本”，而偏向文献学的首次公开发行者，又爱用“首刊本”，在美术史和书志学领域也有人使用“王子版”，则是望文生义的误译，将princeps（首要）与prince（王子）混淆，不可采用。用“第一版或初版”对译，亦是大误，因为“第一版”相当于英文first edition，与editio princeps严格来说意义不等。Editio princeps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极高。从学术价值讲，它往往是文本校勘的基准；若原始抄本散佚，即是文本传承的唯一源头。而从收藏价值来看，这种刊本大都是藏书界的顶级珍品。明白了editio princeps，我们可以懂得第一个版本的特殊价值。

　　《演说家的教育》一年之内出了三个版本，我们现在从罗马体的发展上来把它们作一比较。总体上讲，第一个版本贴近人文手写，朴素青涩，是早期向罗马体的过渡；第二个版本有哥特遗风，肃穆得显出沉闷，是哥特-罗马的混合体（半哥特）；第三个版本优雅庄重，清朗均衡，呈现出印刷之美，是成熟的古典标准的罗马体。

　　第一个版本的字体可称为罗马活字的先锋试验品。它以人文主义手写体（scriptura humanistica）为原型，首次将罗马大写与卡洛林小写结合，向成熟的罗马体迈进；只是字母偏窄、字面紧凑；笔画厚重、衬线短而钝、粗细对比弱；大写偏向石刻铭文，小写偏向手书抄写，比例协调平平；页面偏暗、密度大，阅读舒适度欠佳。可以说，是初级阶段的罗马体。

　　第二个版本的印刷者是意大利印刷的先驱，他们最早把德意志活字带到意大利，并且放弃哥特体，改用人文主义手写体，早在1465年就在苏比亚科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套罗马体活字，成为后世罗马体的奠基者。1467年他们又制作出第二套半哥特半罗马体的前罗马体（Proto-Roman），《演说家的教育》即使用这套活字。它仍然保留了哥特黑体的基因：笔画厚重、字身偏窄、排版紧凑暗沉；不过也弱化了哥特体尖角，模仿古罗马碑文和人文主义手写体，向罗马体靠拢；但终归没有彻底摆脱中世纪字体的骨架，不是纯粹的罗马体。

　　第三个版本彻底摆脱哥特尖角，字形方正舒展，x高度不局促不松散，笔画粗细过渡柔和，衬线精致，把人文审美、金属活字工艺、版面平衡做到极致，是现代印刷罗马字的源头标准。

　　上面的比较，给了詹森最高的评价，熟悉西方印刷史的读者无疑会问起阿尔杜斯的罗马体，如何看待它们的异同呢？这确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他们两家的罗马体是文艺复兴威尼斯印刷业的两座高峰，代表着早期罗马体从开创到成熟的演进，我们自然不能弃之不论。詹森罗马体（约1470年）由这位来自法国的印刷者在威尼斯创作，是历史上第一套成熟的罗马活字，开创性地将罗马大写与人文主义小写完美融合，奠定了西文印刷字体的基础。阿尔杜斯罗马体（约1490—1500年）由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委托雕刻师格里福制作。格里福曾在改进詹森的活字上下过苦功，又天资颖异，故能在詹森的基础上精炼，追求紧凑、均衡与实用，成为后世旧体衬线的直接源头。两家同属威尼斯旧式衬线风格（但阿尔杜斯体已呈现向加拉德体[Garalde]过渡的特征），即从人文主义手写体正规化而产生的衬线字体，是现代西文衬线体的直系祖先；它们的气质、结构与细节虽有明显差异，实质上却是一家眷属。

　　詹森的整体气质与比例是更宽博、舒展、古朴，x高度较低；衬线与笔画之间的衬线支架——即衬线与笔画主体之间的弧形过渡明显，手写感强，笔画粗细对比柔和，轴线明显倾斜（人文主义手写特征）；视觉效果庄重、优雅、开阔。而阿尔杜斯更窄、紧凑、匀称，字宽收缩，x高度略高；衬线更细、更平、更简洁，连接更利落，手写痕迹减弱，轴线趋近垂直；视觉效果清晰、高效、沉稳，更适合小字号与长文本。

　　如果说詹森是开创者，推动字体从模仿手写走向印刷美学，字体更古典、优雅、有仪式感，适合艺术书、标题、经典装帧，因而被后世奉为人文主义理想字体，那么阿尔杜斯就是完善者，他优化可读性与经济性，1501年开创八开本口袋书版式，并且把罗马体与斜体组合起来，确立书籍的排版标准，在实用、均衡、长文易读上，俨然现代书籍正文的经典原型。

　　詹森字体以15世纪人文主义的手写体为原型

　　帕尔默在《印刷通史》（1732）评论詹森说：“他是一位卓越的印刷大师，他的刊本之精美，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里，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事业，与同时代任何一位印刷商相比，都毫不逊色。”接着引用同时代的萨贝利科《威尼斯九组史》（1498—1504）对他的盛赞：“尼古拉·詹森与约翰·德·科隆以其刊本的华美与文字的优雅，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印刷商。”还述及博学的奥姆尼博努斯·莱奥尼森努斯曾为詹森准备副本、校订部分刊本，并援引这部我们正讨论的1471年版《演说家的教育》中刊印的他写给贝卢诺主教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更有高卢人尼古拉·詹森大师的恳切请求。他，恕我直言，堪称又一位代达罗斯，是印刷术奇迹的发明者。首创以非笔墨书写，而如宝石般印压、近乎钤印的方式印书，凡此种种，皆聪明绝伦地展示于世。对于这位为文学事业立下如此功绩的人，无人不应当施以援手。因此，他不仅毫不费力地获准校订这部作品，更获准校订西塞罗的两种修辞学著作（指《论取材》与《修辞学》，当时误归于西塞罗名下）。

　　《演说家的教育》获得了希腊最高工匠代达罗斯的赞誉，这是现代印刷史的奠基者帕尔默所首肯的。他甚至说：“因此，学者们有充分理由感到惊讶：这样一位卓越的大师、印刷术的荣光，竟是首个将哥特体引入威尼斯的人，并以此刊印圣经、神学与法学著作。威尼斯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同业者纷纷效仿，但必须承认，即便在哥特体的使用上，他也远超众人——他的哥特体兼具美感与优雅，尽显精准的品味与判断力，至今读来仍令人赏心悦目、赞叹不已。”詹森1480年去世，他的设备卖给托雷萨尼。十几年后的1494年，阿尔杜斯与托雷萨尼合伙成立阿尔杜斯工坊，1505年，阿尔杜斯又娶了托雷萨尼的女儿。由此，詹森的遗产间接进入了阿尔杜斯的府上。这就是它们一家眷属的由来。但如果往前追溯，我们就很想知道，詹森的那么优雅的字体，又是从何而来。

　　詹森的研究专家马丁·洛里（Martin Lowry，1940—2002）公布了他自己收藏的手抄本中的一页，顶部有大写标题AEMILII PROBI VIRI CLARISSIMI DE VITA EXCELLENTIUM LIBER INCIPIT FELICITER（埃米利乌斯·普罗布斯《杰出人物传》开篇敬启）。普罗布斯是古罗马晚期传记作家，《杰出人物传》是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古典传记文本之一。这部手抄本的字体为15世纪威尼斯地区的标准人文主义手写体，字母形态圆润舒展，摒弃了中世纪哥特体的尖锐折角、密集连写与压缩结构；保留了人文主义手写体的缩写符号和连写习惯；小写字母的比例、笔画、结构，与詹森1470年代设计的罗马小写体几乎完全一致。

　　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罗马晚期学者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农神节》，由人文主义抄写员安东尼奥·托菲奥于1461年抄写，比詹森1470年代在威尼斯开展印刷业务早了近十年，也可以印证詹森字体以15世纪人文主义的手写体为原型。自此，从彼特拉克到波焦这几代人梦想的优雅的字体就在詹森手中变成了传播最快最广的字体。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文汇报》（2026-07-05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