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彦扬

　　“手怎么这么凉啊，来，我给你暖暖。”初春的唐山，还有北方的冷冽。记者走进王玉珍的家，一双热乎乎的大手率先包裹上来。王玉珍今年71岁，个子不高，行动较缓，声音先于白发与身影出现，左边耳朵还有些听不清。腿脚仍旧很好，声音也格外有力，带着唐山话的爽朗音调。

　　这位笑起来很大声的老人，背后有丰富又曲折的人生。“我这一辈子在忙碌中度过，没闲过，就像陀螺一直转。”出身农民，做过城市保姆、民办教师与基层公务员，退休后在私企做工、卖古玩、开包装盒小作坊，老伴突然去世后她停了下来，“仿佛天地无声，无所适从。”好在她又上了网，拿起了笔，直到她的文字与11万网友相遇，三年写了50万字，出版了第一本书《我恋禾谷》。玉珍开始觉得：“我的青春从70岁开始。”

　　真情足以打动读者，她坚信。于是，她写下乡村往事与亲人心事。有读者评价她：“像禾谷一样深深扎根土地，向上生长，向下扎根。”这话，她一直珍藏心底。与玉珍奶奶同行的整整一天里，记者身上的寒意早已被暖融。

　　玉珍的一日：“自己照顾自己，是一份生活的本意”

　　玉珍的家里，桌椅特别多。客厅旁是两人高的书架与老式木桌，卧室床边也安放了一张小木桌，餐厅里重得抬不起的紫檀木桌椅，是老伴亲手打造的，默默陪伴着玉珍。

　　每天下午2点到5点，玉珍只要坐下就能随时进入写作状态，拿起笔就可以写下去，并且笔迹铿锵。此时，外界仿佛消音般，时间也跟着她的写作安静下来。有时，她嘴里默念着什么，或许是在矫正字句，或许是在以语音的形式同笔下的故人重逢。

　　68岁以前，玉珍基本没有正式写作过。“68岁时，我有段日子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上来，又从西边落下去……我想，就写着玩，当是为了填补我自己的空虚。”

　　玉珍伏在案边时，身形很小，她面对的是老伴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写作用的笔记本大小不限，有时甚至是散落的纸张，“过去，有个同事卖文具，剩了很多本子和笔给我。我就随意找个本，写得也不规范，乱叽叽的，正反面都写，反正自己能找着。”虽这么说，但其实她严谨又整洁，每次写作都会标注日期，并在纸页右上角标注“P1”“P2”。

　　七十多了，有时为了新书签售外出工作一整天，她也不觉得累。她说：“我愿意这么活着，因为现在活得就很好。”

　　儿女常年在北京工作，玉珍多数时间独自生活。她的一日，少有变化：

　　6点左右起床，玉珍先喝些温水，到厨房卧个鸡蛋，搁点菜，一起煮挂面。然后照料花草，打扫房间，换猫砂、猫粮。在夏天，通常会早点出门遛弯；在冬日，会等10点多太阳高挂起。一遛就是六七千步，哪天去逛超市了，甚至会超过一万步，十斤重的猫粮猫砂不在话下，玉珍有时自己拎回家，“走一站地也没问题。”

　　中午，炖个白菜、萝卜、粉条和肉的杂烩，配上米饭。饭后，通常要睡半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的写作时间雷打不动，写入迷了，也忍不住写到晚上六七点。

　　晚上把中午的剩饭热热，再加一包奶，就行了。做家务时，玉珍会听书或喜马拉雅上的播客，反复品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关于道德的大段对白，仅是《百年孤独》就读了一遍、听了四遍。饭后，她看剧和新闻，更会上网。每天不定时更新小红书账号的内容，回复读者的留言，直到晚上10点，上床睡觉。她从不失眠。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是一份生活的本意。希望这种生活能够更长久地延展下去，让我体面地活着，体面地离去，挺好。”玉珍说。

　　她热情地拥抱互联网，也因此与世界重建连接。“互联网实际上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可以通过它看外边，外面也会通过这扇窗来看我，这样就有了互动。”

　　玉珍的心路历程：“写作让我重新理解我的生命”

　　“我们这一代人，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种‘文学饥渴’。”渴望的靶心，落在了玉珍的70岁。2025年11月，她出了第一本书《我恋禾谷》，去了至少五个城市做阅读活动，拥有11万互联网读者，在三年内写出50余万字。

　　这一切的文学畅游，来自2023年5月的春天。玉珍在外甥女的帮助下，开始在小红书上发布文章，取了一个笔名“我恋禾谷”，讲述她和亲人的一生，她没想到会有读者为此感动。2024年底，玉珍的《老伴儿的生平》获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岁月纪实奖，这是她三天一口气写下的一万五千字，是她每个凌晨4点都会为老伴念的话，“这也让更多媒体和出版社看到了我，真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

　　玉珍的笔停不下来了。从家里翻出两年积累的40万字手稿，从中选了十篇，聚焦故乡与女性的生活，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我恋禾谷》，“最少改了两遍，有的改了四五遍，其实到临出版，有些文章我也不算满意，现在还想改，我想写得更好一点。”也因自己的文字，玉珍去了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城市参加活动，多由儿子陪同，不过她有时也畅想，“如果老伴还在，他肯定会逢人就自豪地说，‘我老伴得奖了’‘你大妈出书了’，可能他的包里总会背着几本我的书吧。”

　　2026年的春节，玉珍已开始准备第二本书，计划十万余字，现在已写了三分之一。“我这一辈子生活的面很窄，这决定了我的文字所要表达的也很窄，有的作家可以跨越时代，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写的差不多都是我生活范围的事儿。”相较《我恋禾谷》，玉珍的第二本书会“稍微立体一点”，“写我和老伴的生活，彼此的家庭，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人情。”

　　70岁是玉珍的一次写作爆发，但文学早已密织在她的生命纹路中。玉珍生于唐山市滦南县的小村落，在那里下地干活，后来去武汉做了一年城市保姆，再后来当民办老师，多教历史和政治，一直到30岁。上个世纪70年代，她第一次读到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是她闺蜜的男友从天津带来，由闺蜜手抄后送给玉珍看的。“正月里没开学，大家都去看大秧歌，但我在学校办公室读了一天一夜，都没回去吃饭。屋里很冷，但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人这样活着，两个人能有如此美好的爱情与事业。”后来，玉珍读《平凡的世界》，即便少安和少平的爱情中带有悲剧色彩，玉珍同样向往，“原来有人，是这样活着。即使是悲剧，我也想体验一番。”

　　她做过基层公务员，也在私企打过三年工，又跟老伴在北京卖古玩，再回到唐山，边照顾母亲边做包装盒小作坊，直到68岁。

　　在北京看店时，“正月里初五才开门，我赶着点把三册《基督山伯爵》全看完。”“看《四世同堂》时连着三天熬夜停不下来，白天困得眼睛睁不开，心里还是挂念着书里的小妞子。”

　　皮影和瓷器，是工业城市唐山的文化特产。玉珍后来开的小作坊，就是为这些工艺品做包装盒，盒内通常放有绸缎软衬和木板夹层，有订单就做。干活时，她“听”完了《静静的顿河》《暗算》《北平无战事》音频书，“听得入神极了，干活都停不下来”。

　　直到现在，玉珍读书都还是“来者不拒”，“看最新茅奖作品，余华、莫言、贾平凹的小说更不必说。”不过，提笔写作后，玉珍的阅读重心有些变化。“过去看书注重情节。现在会站在写作者的角度看，就像留意《大卫·科波菲尔》中写人生的细节，那些以春秋配合人心境的景色描写。”

　　于是，玉珍写了很多自然，也写了很多人的心事。《我恋禾谷》最后一篇写故乡的雨季，写到哥哥幼年因为河水和救治不及时而积下的耳疾，他从此与生活的众多可能性无缘。如今，七十五岁的哥哥经营着小店，“有顾客进来时，他总会下意识摸摸耳后的助听器，那里依旧下着十四岁的雨，那里藏着一个无人应答的秋天。”

　　玉珍在《我恋禾谷》中放了一封“致读者的信”，她写道，“我走得越远，写得越多，故乡就越近。”她告诉记者，“当我老了的时候，我发现我骨子里的那些个东西依然来自我出生的小村庄，也因我在写，完成与家人超越时空的重逢。”玉珍说到她对生命的理解，她和同龄人都不避讳死亡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生，也要学习死，不是去算计哪一天死，或以什么方式死，而是对待死的态度。所以要永远面对自己。我知道自己70岁了，会告诫自己，王玉珍你想到的事赶紧去做，别偷懒，别拖延，比如这两年再出一本书。”

　　玉珍说，写作的过程中，她重新理解了她的生命，也重新理解了她的来路。

　　文学之于玉珍：“我感觉我的血还是热的”

　　玉珍经常说：“我感觉我的血还是热的。”

　　“我不会跳广场舞，不会玩麻将，也不大喜欢四处旅游，就是喜欢阅读和写作。”玉珍在忙一些事的时候，喜欢听点网文调节一下，最近痴迷于听大热网文《大奉打更人》。“以前还听《庆余年》《唐砖》，这个你要说有用，也没啥用。但到这个岁数，就是图个放松开心，爱听啥我就听啥。”

　　玉珍多次提到自己笔下的青春之力。借由写书，玉珍与自己的青春重逢，也与更多正值青春的人相遇。

　　在“我恋禾谷”的账号下，有粉丝催更，玉珍告诉记者，“粉丝多是90后、00后，我也想写得年轻些。不是刻意迎合，是和他们交流让我心态更年轻。”她通过记者的镜头对年轻人说，“我写的是过去，你拥有的是未来。故事，因为你的阅读而完整。”

　　很多年轻人向她分享自己的困境。玉珍还记得在上海，一个贵州的女孩很受鼓舞地买了好几本书，要给妈妈、奶奶、姥姥、二姨各一本。“可能是人老话多，我没有智慧来指点年轻人，但可以跟他们说说我的感受。”玉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现在的孩子们难处更多。他们对我写的内容感兴趣，是因为我笔下的我与父辈，离他们也不遥远。我用完整的个人记忆，补充宏大叙事下被忽略的普通人的人生样貌，让他们看到上一辈走来的足迹。因它更具体、更个人，才会更鲜活更真实。”

　　因此，“共情”始终是玉珍对文学的关键信仰。“我的文字能温暖到读者，反过来，读者的评论也会鼓励我继续往前走。”

　　王玉珍始终不觉得自己是作家。对她而言，写作需要时间熬，“我充其量就是一个喜欢写作的老年写作者。”写的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王玉珍不能作出确定的判断。“我写的所有人物，心理活动要靠我的想象去表达，实际上是按照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来写的。”玉珍偶尔写诗，但她不觉得那是诗歌。“我的文字都是用我熟悉的语言，写我熟悉的人和事儿，所以有很多是口语化的，是乡土化的，离诗歌的意境还有很大的差别。”但玉珍愿意不断尝试。

　　面对当下“新大众文艺”的热潮，玉珍觉得，这种氛围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创作环境，网上各平台也都可以发布作品。“无论是大众创作，还是全民阅读，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整体氛围都是在走向大众。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太太参与了上网与写作，到各处与读者互动，无论作用大小，我都觉得我干的这事儿有积极意义。而我，更是要不断写下去。”

　　采访临近尾声，玉珍坐进自己阳台的秋千沙发里，身子被沙发包裹住，双脚自由离开地面，她读起了自己书中的结尾：“此刻，我坐在小店门前，等一场酝酿半生的雨。等燕子再次掠过水面，等蛙鸣再次穿透夜色，等旧时的歌谣重新响起，等那只瘸腿的鸟再度向我飞来，愿你记得家的方向，愿你认得我的模样。请原谅一个老人回忆往事，有的爱永垂不朽。谢谢你。”

　　《文汇报》(2026-06-08 特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