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宁

　　《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经过20年编纂，终于正式出版。这是本世纪以来第一部大型原创辞书，也是语言文字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第一”和“最重要”的评价，《大现汉》是担得起的。《大现汉》收词量15.7万，总字数1200万，分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两倍多和三倍多。但它不只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扩充版，而且具有原创性，在辞书编纂理念与方法上实现了超越。

　　“现代汉语”是以汉语书面语实行白话文为开端的。100多年来，汉语方言口语呈“散点多线”的复杂状态，而由汉字记录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只有理论定义，实际面貌是什么样，并没有全面系统的描写。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新编的大型辞书，后来陆续修订的《辞源》《辞海》，是民国时代的初创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了《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这些大型辞书都是古今兼有或以文言字词为主。《大现汉》是现时代唯一一部“规范性和描写性”相结合、仅收现代汉语的辞书，收字收词也达到了一定规模，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这100多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可以说，《大现汉》不仅是收词数量增多，而且具有当仁不让的开创性；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大现汉》以“意义+语法+语序”为模式，系统梳理了现代汉语自身的构词规则，提炼了现代汉语的构词语素，完善了单双音共存的词汇系统，更发掘出一批源于现代语言生活、与文言无关的高频语素，展现了现代汉语的成熟与独立。在现代语素发掘上，《大现汉》成果显著。例如，民国时期“挤兑”兼具“抢着取钱”与“找人麻烦”两个义项，《大现汉》不仅收录这两个义项，还新增“挤提”一词，明确“提”作为“提款、提现”的单音语素义；又如“星”，不再局限于“星辰”的本义，在“歌星”“童星”“追星”等词大量出现后，归纳出“知名人士”“明星”意义的高频语素。而《大现汉》的逆序检索功能，为归纳这类单音语素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其编纂中的一大亮点。

　　汉语使用过程中，常有一些新词出现，又很快消亡，规范性辞书可以不收这些词，但只要这些词有查检的需要，描写性辞书是应当收录的。例如：朱自清等著名文学家民国时期的作品里，常会出现一些后来未能传承下来的合成词，如“幽僻”“蕴蓄”等。《大现汉》收录后，给出释义并注释参考原出处且配上了语例。

　　《大现汉》在来源于口语的词语搜寻和解释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趋于稳定的现代网络用语，用心搜集。我做了一个统计，词典所收“数智化”一词，在8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小众用语、官方用语再到全民用语的过程。2017年到2019年，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刚刚冒头，绝大多数人没听过更没用过；2020年到2021年，它在咨询软件、互联网圈内的流传使用很快增多，但公众与传统行业还很少使用。2022年到2023年，国家正式文件使用了这一词语，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媒体开始大规模、频繁地使用，“数智化”开始成为全民用语。《咬文嚼字》把“数智化”收入“2024年十大流行语”，也为这一新词语在语言学界受到重视，起到了推动作用。《大现汉》2022年截稿，已经把这个词收进去了，既体现了对稳态词语的精准判断，也发挥了引领语言规范的作用，证明其收词兼具学术与应用两方面的价值。

　　为了让一些网络新词语进入辞书，编辑们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通过“四定”（定规范写法、定释义、定读音、定指向）进行规范。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根据多个用例，归纳出词语的语义，再根据语义，将其中的实语素和虚语素分别用求本字和定作用的方法，统一了它们纷杂的读音和书写形式，又用配例确立了合理与优化的用法，对词语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给予了积极引导。这一方面说明《大现汉》对民间语言生活的高度关注，对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现象极其敏锐，同时又说明这部词典在收词上有很高的站位。一般说来，辞书是滞后于语言现状的，而进入网络时代后，由于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开放，语言载体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大现汉》既正视这种现实，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又通过词典引导网络语言准确解释和合理使用，做出了表率。

　　《大现汉》历经十几年修改，终于出版。但语言还在不断发展，一部词典也不可能一次成熟完善。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只要国家重视，民众支持，学界努力，适时修订，《大现汉》的引领作用必会不断拓宽和加强，直至成为跨时代的传世之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