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晓璐

　　“长久的和多方位的竞争逻辑刻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竞争不仅发生在企业之间，它还发生在国家之间、文化之间、大学之间、实验室之间……前进的动力只有生存的逻辑、适应的逻辑，以及被竞争所胁迫的逻辑，竞争成为一种义务。”这段文字来自于法国当代哲学家吕克·费希和克劳德·卡佩里耶所著的《最美的哲学史》，读来是不是心有戚戚焉？用更贴近当代生活的语汇来说，这是一个普遍“内卷”的时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称的“技术世界”已然全面降临。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非但未能缓解这一逻辑，反而以极致的计算与优化能力，将其推向了新的维度。

　　物质丰裕，技术狂飙，却掩盖不住我们时常感到的压抑、无力与无望。我们不禁追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一过？《最美的哲学史》正是对这一终极关切的深邃回应。费希认为：“所有伟大哲学都毫无例外地在回答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时达到顶峰。”

　　对“好生活”问题的五大哲学回答

　　《最美的哲学史》通过追溯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哲学史，为我们展示出了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好生活”问题的五大哲学回答。古希腊时期，“好生活”在于与宇宙的秩序保持一致。每一个存在者根据自己的自然气质，在宇宙秩序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分为哲学家、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就会是公正的，生活就会是幸福的。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不可过分”，就是对这种价值观最好的表达。这一思想追求整体和谐，却缺乏个体意识，个人被消融在宇宙秩序之中。

　　于是哲学进入了犹太—基督时代。费希用《马太福音》中“塔兰特”寓言，将“好生活”的标准从先天禀赋转向人的自由意志与自己的行为，在这一框架下，个体获得独立尊严，这份尊严来自于每个人有能力、也有自由的意愿去证明自己善的意志。但这一阶段的局限在于，理性臣服于信仰，“好生活”的最终决定权归于上帝，人类的自主性仍受外在权威约束。

　　第一次人文主义将存在意义彻底拉回人类自身，主张人的价值源于自主能力与理性的自我实现，不再依赖超验的宇宙秩序或宗教信仰。人们不再寄望彼岸救赎，而是相信自身理性可以创造美好未来，对自主性的追求取代了对传统戒律的服从，推动了现代文明的深刻变革。但这一思潮高扬理性与精神，最终把人做成了“唯灵论的存在”，遗忘了人的肉身、欲望与本能维度，为解构主义哲学的出现留下了空间。

　　费希通过三位著名的哲学家来呈现解构主义的特征。叔本华揭示出表象世界之下盲目的意志与本能冲动；尼采大刀阔斧地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与理性主义，并将这些超验的理念视为虚无主义，提出以“权力意志”来对抗虚无主义，重建价值；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权力意志演变为技术世界的底层逻辑，催生无节制的竞争与扩张，让现代人陷入精神困境。这一阶段虽打破了传统价值体系，但也将人置于普遍异化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费希提出了建设性方案——第二次人文主义，或称“爱的革命”。

　　第二次人文主义与爱的革命

　　“爱的革命”是费希为后解构时代、竞争逻辑下的个体而提出的存在论，也是全书最具现实关怀与思想突破性的部分。“爱的革命”起源于现代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观念。两个因爱情而结合的个体，在家庭关系中产生具体而微的“爱”——对孩子的爱护、对伴侣的忠贞、对父母的关心，这是让我们忘记自己而走向他人的第一种情感，甚至是唯一的情感。而人们出于对后代的珍视与守护，会主动追求一个更美好、更宜居、更公正的世界，希望为所爱之人留下稳定而温暖的生存环境。这份情感扩展开来，爱也就从个人领域扩展到了公共领域，个人关怀变成了公共责任。爱由此成为重塑社会秩序、抵御技术异化的精神力量。

　　费希把这种改变称为“第二次人文主义”或者说“爱的人文主义”。他模仿康德的绝对命令，也提出了“爱的人文主义”的绝对命令：“要如此这般地行动，即你的行动准则也能够成为你的至爱的行动准则。”

　　然而，将个人领域的爱扩展到公共领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阿伦特就认为，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独立存在的实体。爱情由于其内在的非世界性，只能在私人领域中幸存下来，一旦被用于政治目的，用来改变或拯救世界，就变成虚假的或扭曲的了。

　　阿伦特的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传统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贯的看法，费希的人文主义要打破这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隔阂，确实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条可以努力的道路。他的这种努力也并非没有同行者，比如美国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提出的“家庭正义理论”，用能力进路把正义原则引入了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又比如国内的学者孙向晨，提出“亲亲世界”的生存论范式，为构建“温暖世界”提供本体论基础。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鲜活的爱，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智能远远超过人类的AI面前，情感是留给人类的最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译者胡扬在《修订后记》中提到思考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形态，我认为就是情感主义的人文主义，费希提出的“爱的革命”是一条可行之路，尽管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哲学史何以是“最美的”

　　这本哲学史名曰“最美的”哲学史，这里“最美的”并非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费希对哲学史本质的深刻判断，也是贯穿全书的灵魂所在。传统哲学史往往堆砌流派，罗列概念，沉迷逻辑推演，文风晦涩枯燥，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相去甚远。费希彻底改变了这一学术范式，以对话体的方式娓娓道来，以对“好生活”的永恒追寻为贯穿始终的红线，带着读者经历了一场充满激情、温度与人性光辉的精神探险。全书不追求学术体系的绝对完备，而重在呈现思想的魅力与价值的光辉，让读者在阅读中真切感受哲学对生命意义的持续关怀，这是其之所以“最美”的直观、表层的体现。

　　更深层、更核心的“最美”，来自费希的标志性论断：“哲学史更像艺术史，而不像科学史。”科学史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标，遵循线性进步逻辑，最终指向唯一确定的答案。艺术史则完全不同，它用来表达对世界、人生、美的独特理解，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各有其美、各有其价值，不存在绝对的高低优劣，更不会被简单取代。

　　费希说哲学史更像是艺术史，是想说哲学史上的每一次对“好生活”问题的回答都是对“好生活”的独特创造与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的丰富图景。哲学史不是真理的累积史，而是意义的创造史；不是单向度的进步史，而是多元的价值探索史。“哲学史上每一次更新换代，都能为解答好生活的问题带来新鲜血液，而那些过去的哲学也并没有被丢弃，它们历久弥新。”这是“最美的”哲学史传递出来的“最美的”信号，它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只有单一价值观，而是多元的、丰富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观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能够并肩同行的。

　　“最美的”哲学史，最终指向一个“美美与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爱的革命”为多元价值的“共处”提供了情感纽带与实践动力——正是出于对具体他者与后代之爱，我们才必须学会尊重与己不同的“他者”之“美”，并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尽管如何将这种源于私人领域的情感扩展为公共领域的普遍原则，仍是“爱的革命”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如阿伦特所警示的），但费希的方案无疑为被竞争逻辑笼罩的我们，构想一种既包容多元、又充满温情与责任的“好生活”指明了一条富有希望的道路。这也使得《最美的哲学史》不仅是一次回顾，更是一份参与当代精神构建的诚挚邀请。

　　《文汇报》（2026-05-10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