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欲翔

　　《紫金竹》这部小说终于出版了，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

　　还记得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我的PET-CT报告出来了，离开医生办公室，我睁大眼睛读了三遍报告上的结论，确定医生所说“不是癌症”的话没有骗我。那时，那地，我突然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心底莫名地产生一种冲动：写点东西，为自己在风雨中走过五十年的人生献礼——以文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交代。

　　写什么？脑子里跳出两种选择：乡村教师或留守儿童。自己在乡村教师岗位上摔打了三十年，有一些感悟，就写写乡村教师。

　　用什么文学形式装载这些感悟？如此繁杂的感悟只有长篇小说这个筐才盛得下。一个勉强活着的人要写长篇小说？我犹豫过，是“想写的冲动”促使我作出决定：写！

　　写作过程中，多次被颈椎病弄得天旋地转，停下来用双手搓揉僵硬的脖颈时，会问自己：花几年时间敲打出几十万字，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值得吗？心底的冲动给出了答案：没写出来谈什么值不值，先写出来再说。

　　“冲动是魔鬼。”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成了完善自我的信条。今天，我想做一个补充：就写作而言，冲动是个好东西！没有冲动，我写不出《紫金竹》这部长篇，我应该感谢冲动。

　　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份冲动？这份冲动怎么会有这般韧性？曾经给出许多答案，可那些答案连自己都不相信。

　　2025年，4月的北京柳絮纷飞，我到作家出版社开改稿会。会议间隙，责编田小爽老师问我：“你为什么对教育有如此深的情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农村孩子读书不容易，我希望他们可以靠读书走出大山。”会后想起这个情景，我问自己：这个答案是否太矫情？是否矫情我不知道，但我找到冲动的根源：我骨子里希望乡村孩子可以靠读书走出大山，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冲动，来自于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怀。

　　我不但希望学生可以靠读书走出大山，还有让学生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野心”。三十年过去了，培养出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梦想还没实现。为了离梦想更近一点，有社恐倾向的我，鼓足勇气向一个陌生的教授求助：北大的丛治辰教授是改稿专家之一，改稿会间隙，我向他发出帮我预约参观北大的请求，丛教授非常热心地帮了我。回到学校，跟学生分享我在北大拍的图片、视频，学生眼里放出的光，激活了我几近破灭的梦想。

　　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我给主人公王秋初设定了一条“在困难的丛林中砥砺前行”的路子。

　　1989年至2019年这30年，国家实现了让包括乡村孩子在内的所有孩子“有学上”的目标，这肯定要载入史册的；让包含乡村孩子在内的所有孩子“上好学”，这是史诗级的目标。这30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小说以近乎纪实的方式写了30年间中国乡村教育经历的那些“大事”：民办教师、中师生、九年义务教育、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读书无用论、留守儿童、撤并校点、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物故事就在这些“大事”中铺展开。

　　主人公王秋初在乡村学校经历了环境之苦、生活之苦、工作之苦以及找对象难、治病难、孩子上学难、购房难、复杂的人际关系等苦难。多少次可以往“高处”走的他，始终选择驻守在乡村学校这个“低处”，坚守“让大山里的孩子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初心。其身上散发出“一心只盼学生好”的人性之光。王秋初这样的乡村教师的伟大之处在于：身处社会底层，活得如此艰难，却选择了奉献。

　　初稿完成后，经历过多次修改，我始终坚持“在困难的丛林中砥砺前行”这个调子——这是30年间乡村教育最真实的现状，应该被人们看到。

　　小说中的王秋初，在困难的丛林中砥砺前行；写小说的我，在困难中爬行。

　　我是个乡村中学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杂，只能利用零碎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每次动手写都要读前面写的内容，进入情境才往下写，这要耗费大量时间，写得很慢；有时进入写作状态，却不得不停下来去上课、开会、迎检……等到有空坐下来接着写，难以找到先前那种较好的状态。这种遭遇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很痛苦的。屡次重续写作状态或多次丢失最佳写作状态，对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人来说，是种灾难。我多次设想：若写作时间宽裕一点，这部小说的气脉应该会旺盛一点。

　　乡村教育在那里，但它不是孤立地存在。

　　王秋初、印章、周福道这三个中师生在大竹棚小学相遇。后来，印章调到县城小学，王秋初调到乡镇中学，周福道坚守在大竹棚小学。让他三人“各自为阵”，是刻意安排：周福道所在的乡村小学和王秋初所在的乡镇中学，地域上代表了完整的乡村教育——如果只有乡村小学，或只有乡村中学，都不是完整的乡村教育。让印章调到城里的小学，给乡村教育一个参照点，多一个审视乡村教育的视角。

　　小说叙事空间以滇西乡村学校为主，但也写到省城和北京，写到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设计的目的：多一个回望和审视乡村和乡村教育的视角；在“大局”中审视乡村教育，会看得更准一些。

　　作品在修改中完善，我在改稿中成长。

　　初稿完成后，我曾天真地认为：主体工程已结束，后面穿衣戴帽般装饰一下即可。可现实远非如此——

　　初稿的题目是“紫金竹教棍”，二稿时改为“人往低处走”。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后，一度改为“紫金竹之歌”，最后定名为“紫金竹”。投稿时42万余字，在责编田老师、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胡军老师的帮助下，删减了10多万字。改稿会上，石老师、郭老师、宋老师和丛老师四位专家提出很多修改建议。

　　因为是第一次去北京，改稿会结束后，我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可改稿的事一刻也不敢耽误。在北大、清华的校园里，在八达岭长城上，从北京返回云南的飞机上，我以反刍的方式消化几位专家的改稿建议，每有领悟立即拿出手机记录，并在笔记本上写修改方案。邻座那位帅哥碰了碰我，我才知道空姐在问我要不要饮料。

　　我第一次参加改稿会，没有经验，事先只准备了笔和笔记本。尽管会上努力记录着专家的建议，但难免挂一漏万。会后，责编田老师将其用录音笔录下的专家建议给了我，我得以全面梳理几位专家给我的建议，让作品修改更有针对性。

　　经历漫长的改稿过程，我有个感受：写长难，写短更难。写长篇小说，我一开始担心写不长，后来担心写不短。现在我有一种想法：能用30万字写出来的作品，就不要弄出35万字来。

　　写然后知不足。这几年，我在写作品、修改作品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阅读做了些反思：我以前也读了几本书，只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在阅读，没有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去阅读，错过了“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月亮”的机会。今后，我会以“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角色去阅读别人的作品。这对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应该会有帮助。

　　小说完稿后，我看到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初读时觉得自己高攀不起，读到第三遍时，受“我们推崇生活在山乡、成长在山乡，亲历山乡变化的山乡人写山乡事，以文学记录时代，呈现山乡巨变，书写伟大人民”等语句的鼓舞，壮着胆子把稿件发到指定邮箱。很幸运，作品被田老师从“自然来稿”的稿件中筛选出来。

　　我是一个扎根祖国西南边陲的乡村教师，是在给学生写“下水文”的过程中爱上写作的，就文坛而言，我是草根。作品能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顺利出版，得益于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及责编田老师对我这个基层文学爱好者的扶持，得益于各位专家的帮扶。我衷心地感谢大家！

　　本文为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紫金竹》后记

　　《文汇报》（2026-05-11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