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儿子由奶奶和姥姥带大。老人轮流来北京，逢年过节也都在这边，所以我们很少回老家。念了初中，儿子可以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老人也就结束了带娃使命，偶尔过来一趟，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颐养天年了。也在这一年，我发现儿子对老家一无所知，完全没感觉，用个时髦的说法，全无认同感。故乡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籍贯”，填在各种表格里的抽象的地名。

　　对一个籍贯乡村又生在城里的孩子，老家当然重要。我没有迂腐到要对此上纲上线，但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老家的确是“来龙去脉”的重要一环，瞻前方可顾后。我希望他能及时地体验到生命的纵深。相对于城市，相对于他现在的生活环境，作为老家的乡村是另外一番天地，这种差异性可以补齐他对一个世界的完整认知。所以，从儿子念初中起，我决定每年春节带他回老家。

　　他也乐意回去。偷得浮生半日闲，可以少做功课，又看了一些新鲜景。最让他神往的，是可以放鞭炮。男孩的天性。我小时候，老家有句俗语，说过年的时候，闺女要花儿要炮。花是过年要戴花。我二爷爷生前就是做花的，手工做上大半年，到了春节前赶一个个年集去卖。姑娘媳妇们买了花，戴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一派鲜艳和喜庆。炮就是鞭炮，没点动静男孩是过不了年的。儿时家里没什么余钱，我就自己五分、一毛地攒，再攥紧屈指可数的压岁钱，过年前后去买鞭炮。买不了贵的，烟花、二踢脚都舍不得，买那些一盘盘一挂挂的小鞭炮。也舍不得一口气炸完，拆散开来，一个个小鞭炮单放。埋到泥土里放，塞在树杈间炸，“砰”一声，“砰”又一声，每天听几个响，就可以把过年的喜悦延宕至整个寒假。

　　鞭炮对儿子的诱惑，想必也无二致。老家陌生的环境，既无同学也没朋友，以及不供暖的湿冷冬天，对他都不是个事，还没出北京，他就开始盘算要放哪些烟花爆竹。

　　乡村过年没有过去热闹了。很多年轻人进城、移民到外地，还有大年夜也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在街巷里游荡欢闹的孩子变少了。我小时候，每逢过年，孩子们都成群结队，大风一样从这条巷子刮到那条巷子，一路鬼喊鬼叫。大人嫌弃，说我们“狼群狗党”，烦都烦死了。现在“狼”和“狗”半天见不着一个，奔跑在巷子里的，只有年关的冷风了。

　　在家门口下了车，儿子就找爷爷奶奶要鞭炮，堂屋没进就在院门外点起烟花。一看就业务不熟练，大白天放烟花，效果要打好几个折扣。但儿子不管，“刺溜”一根钻天猴上了天，“刺溜”又一根钻天猴上了天。第三根刚上天，隔条路的邻居家跑出来一个白净男孩，看着比我儿子小一两岁，直冲到儿子跟前。到跟前却又不吭声，站一边观望。我儿子正摆弄一个二踢脚，不知该哪头着地，比画来比画去。我和母亲聊天，也懒得管他。那男孩憋不住了，说，要这样。接过二踢脚做示范。两人合作，放了一个声势巨大的炮仗。

　　这孩子谁家的？

　　母亲指指隔壁，你二哥的孙子。

　　我没见过。他爷爷我当然熟悉，70岁的老二哥，几十年的邻居。他爸爸我也认识，小我10多岁，之前我回来，碰上了他也叔长叔短地叫我。这孩子没见过。我回来少，回到家也经常凳子没焐热，拍屁股就走人。且都是晚上到家，第二天一早离开，走亲戚会师友，逮着空还要做点采访，左邻右舍都来不及见上一面。一茬茬故乡的孩子，就在这匆匆忙忙间长大了。唐代诗人贺知章有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非少小离家老大才回，但长年在外，儿童相见确是一个个都陌生的。

　　我就跟那男孩说，你得叫我爷爷。

　　在老家，我辈分高。我爷爷在世时，全村辈分最高，族人有断不了的官司、缠不清的纠纷，都请我爷爷来裁判。

　　男孩很乖顺，说，爷爷。

　　儿子对我突然升格很是惊异，在北京，他的同学和小伙伴都叫我叔叔。儿子问，那他得叫我什么？

　　母亲说，叫你叔。

　　儿子很开心，对男孩说，我是你——叔了？

　　男孩说，叔。

　　儿子没见过这么大的侄子。他侄子在宗族关系复杂的村里，肯定见过不少我儿子这么小的叔叔，但他还是陪着我儿子一起笑了。笑完了，两个小脑袋扎到一块儿，开始琢磨放鞭炮。

　　我小看了这个接头的仪式。

　　为了让儿子沉浸式地感受作为“籍贯”的老家，我尽量不出门，吃过饭就带他在街巷和野地里转悠，告诉他经过的每一间房子的故事，讲述我们遇到的每一位街坊邻居的过往，提醒他查阅每一种庄稼、蔬菜和草木的资料。冬天的野地里，只有落光叶子的冲天白杨和死死抱紧大地的虚弱麦苗。我告诉儿子，它们需要一场大雪，待冰融雪化，所有的麦苗都会像杂技演员一样挺直刚健的腰身。注意，它们是麦苗，不是韭菜。冬天故乡的菜园里长不出韭菜，能看见的萧索绿意都来自蒜苗和菠菜。这菠菜是笨菠菜、土菠菜，比我们在北京吃到的那种灌木丛一样蓬蓬勃勃的菠菜，味道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这也是吃饭睡觉之外我能见到儿子的时间，其他时候一不小心他就溜出了院子。除夕早上，我洗漱好，喊儿子下楼吃饭，母亲说，出去了。

　　一大早去哪儿？

　　隔壁来找。母亲说，大清早隔壁男孩就在我家院门外转悠，开门就问，叔呢？能出来玩吗？母亲说，还没起呢。男孩搓着通红的耳朵，说那我再等等。

　　我有点撮火，回老家前定好的计划，每天早上儿子要读半小时英语。母亲说，新年新章程，让他们玩会儿吧。那小孩也可怜，整天一个人晃荡，连个玩伴都找不到。

　　村里的孩子的确少了。这些年村庄发生了很多变化，房子变高变大，高低都盖起了小楼，站我家门口往东西巷子看，家家门外都停着辆小汽车。我觉得村里的汽车比人还多。

　　门外传来鞭炮声，连响的。儿子没这水平。果然，又一串连响之后，是两个孩子兴奋的尖叫。

　　隔天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娘说，见着我儿子了，个头不小。我一愣，老板娘说，跟他侄子一起来，一天能跑八趟，店里鞭炮一半卖给他俩了。此后两天，只要遇到熟人，他们就会跟我说，见到我儿子去挖土了，去河边溜冰了，去吃烤串儿了，去看人家打麻将了。如果他们问那是谁，隔壁男孩就羞怯地说，这是我叔；我儿子大大咧咧，自豪地说，他是我侄子。

　　回北京那天早上，收拾好行李打开院门，隔壁男孩又来了。他清冷地站在我家柿子树下，脚底下是他俩昨晚燃放烟花爆竹落下的一地碎屑。

　　真走了，叔？男孩说，以后我怎么找你？

　　儿子去兜里掏手机，我摁住了。这几天玩野了，回去得收收心。我跟男孩说，明年春节还回来。

　　儿子白我一眼，重复了我的话：明年春节还回来。扔下行李箱，上车就关上了门。去高铁站路上他躺坐着，拿羽绒服帽子遮住脸，一句话不说。我也觉得摁了一下不合适，候车时趁儿子去卫生间，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让母亲把儿子的手机号码转告隔壁男孩。

　　起得太早，高铁启动不久我们就睡着了。手机铃声突然炸响，把我惊醒，儿子也迷迷糊糊摸出手机，眯缝着眼按了接听键。叔。儿子两眼立马睁开了。我听见隔壁男孩在电话里说：

　　叔，你等一下，我给你放个炮仗，声大的。

　　儿子看我，眼神复杂，我帮他摁了免提键。我们等着。

　　砰——

　　声音之大，飞驰的高铁都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