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德干

　　春回大地，万物生长，生命以蓬勃的姿态演绎着生生不息的自然图景。此时重读《物种起源》，更能体会生命演化的奥秘与力量。

　　1859年，划时代的《物种起源》正式发行，第一批印刷出来的1250册在当天就销售一空。这部书不仅在欧洲引发巨大风暴，还在40多年后撬动了古老中国的沉寂思想。甚至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物种起源》：达尔文著；舒德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进化”这个概念并不是达尔文最早提出的，进化论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多个主要猜想或假说，而《物种起源》贡献了其中重要的三个，即自然选择学说、万物共祖的生命树思想和人类的自然由来理论。

　　《物种起源》着墨最重的是自然选择学说：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必然导致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所有生命在代代传衍中，总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变异。“我把那些有利于生物个体的变异得以保存并继续传衍，以及有害的变异被淘汰的现象，称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达尔文断言，自然选择是生物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书中列举大量例证，通过家鸽驯养、昆虫拟态、兰花传粉等生活中常见、容易理解的生物现象，降低接受门槛。

　　生命树思想首次改变了人类对生命整体本质的认知：所有生物都源自共同的祖先，并构建成一棵彼此关联的生命大树。自然选择通过淘汰“欠适应物种”和保留“最适应物种”来驱动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与演替，“导演”生命树开枝散叶。皇皇巨著《物种起源》最初出版时，仅有一幅插图，即生命树概念图，显然作者是用此来表达其宏论的灵魂。

　　关于人类起源，达尔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神创论者，在书中仅埋下一句伏笔：“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会从本书得到启迪”。12年后，达尔文觉得社会舆论开始成熟，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被学界称为《物种起源》的“姊妹篇”。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基于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和残迹构造的大量实证，首次提出“人类源自低等动物”。至此，达尔文宣称，人类不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而是生命大树上的一片小叶，是漫长进化链条中的一环。

　　历史就像给达尔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他原本立志做个虔诚的牧师，不成想，最终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先锋斗士。

　　《物种起源》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之作。没有进化论，就难以理解遗传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生命科学。从农业生产到环境保护，从疫苗研发到抗癌药物设计，进化论思想无处不在。

　　在《物种起源》坚持理性质疑的科学精神激励下，涌现出一大批新思想和新发现。比如孟德尔创立了遗传学，随后染色体和基因论的相关研究以及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使分子遗传学不断完善。达尔文进化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的联姻，则催生了现代进化生物学。随着与数理统计学的深度融合，尤其是中性学说导引分子钟的诞生，分子生物学可以构建各级各类生命谱系树，甚至地球生命全谱系树。同时，生命信息的数理统计学还催生了具有预测性的定量生态学。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选择理论不断扩展和深化。自然选择被分解为“基因—个体—群体—物种”多个级别，群体间的差异同样可导致性状演化，如人类合作规范、蚂蚁“群体大脑”等，修正了“选择只能作用于个体”的旧观念。并且，自然选择已不再只是“盲目的筛子”，而是嵌入“基因—发育—生态—文化”的多层网络，成为随机与约束共存、可量化、可预测的演化机制核心。此外，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联手开展的生命进化史上三大起源（原始生命起源、真核生命起源、动物树起源成型）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也推动了人类由来假说的深化。

　　实际上，进化论的影响远超生物学范畴，它启发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恩格斯将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赞誉《物种起源》“写得好极了”，首次用科学事实驳倒了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哲学例证。进化论的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延续，“适应性”概念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工具，“多样性”思想启发了创新管理理论。

　　可以说，《物种起源》是理解现代世界的重要钥匙。阅读它，还能帮助训练科学思维。它展现了真正的科学方法论，通过长年观察、实验和推理来孕育洞见，用严谨的逻辑和充足的证据来支撑立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