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一

　　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作家出版社）与之前的《民谣》一样，都关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个人命运的曲折起伏，但《桃花坞》关注的人群却发生了显著转向。某种意义上说，《桃花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史诗。

　　小说的主人公方后乐显然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有学者曾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大体分为六代，方后乐应属于“后五四一代”。他出生于1923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他完整而全面地接受了五四后新知识、新文化的熏陶和培育，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建构的过程中经历了新与旧的激烈交锋，由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个体与国族认同。

　　在他的精神成长中，有三次关键性的破题。首先，如何回应强敌入侵的现实？在日寇肆虐的烽火中，当父亲方梅初等上一代知识分子感慨于章太炎的驾鹤西去、李根源与张一麐的颠沛离散，苏州没有了灵魂人物时，方后乐指出，敢于在城墙上向鬼子放枪的黄鹤鸣就是苏州的灵魂人物。及至接触在消泾村参加游击队的阿发、收留游击队员的老根姨父、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提供便利的常德法师等，这些平民百姓身上的不屈精神和救国热情，让方后乐深切感受到他们与远在延安的革命者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坚实基座。其次，谁是历史的主体？在鲁迅和闻一多等先生的启迪之下，方后乐认识到“人民”才是改变历史的中流砥柱，唯有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体，历史才会获得奋勇前进的力量与可能。再次，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当方后乐陷入爱情与事业、个人与国家的纠缠和撕扯时，王恺夫被暗杀的血的事实，使他坚定了暂时放下个人感情、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伟大事业的决心。方后乐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先忧后乐”的人生抱负。

　　小说的抱负绝非仅止于呈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更意在通过溯源、深描方后乐的家族血脉、成长历程和生存环境，密实地展示中国现代化初期精神气质的萌发、养成以及在此漫长曲折的过程中整个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形塑。

　　首先，方后乐诞生、成长于一个被各种文化包裹、浸润的世界。小说选择苏州作为故事的起点和核心叙事场域，显然用心良苦。这不仅因为作者常年生活工作于苏州，对这里非常熟悉，而且还因为苏州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镇。因此，苏州既充斥着新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交织着雅俗文化的双重影响，更展开着先进文化与腐朽思想的斗争。表现在小说中，既有知识分子的南社雅集，亦有寻常百姓的昆曲吟唱；既有对古老道统的坚守与爱惜，也有对现代精神的伸张和呼吁。当遭遇日寇的侵略，苏州的各种文化因素相互激荡，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除旧革新、勤勉奋进的精神力量。

　　其次，小说由方后乐，往前溯及方黎子、周鹤声等祖一代，以及方梅初、黄道一等父一代，同代人则关联起黄青梅、张若溪、周云等。换言之，《桃花坞》以方后乐为引线，将中国现代以来的三代知识分子聚合在小说故事中，在外敌入侵、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众人纷纷投身商业、教育或政界，四处奔走，坚持寻求救世济民的良药。最终，“人民”的发现、发掘与发动，让他们觅得了民族崛起的力量之源和精神凝聚的固本之根。黄鹤鸣、阿发等虽不是知识分子，但正是他们身上迸发、闪耀的抗争气质和精神光亮唤醒了知识分子。

　　《桃花坞》在艺术上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虚实相嵌的人物塑造。作为小说故事核心的方、黄两家是纯然虚构的，但在故事演进的不同节点，小说又十分巧妙地将中国现代以来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引入细微的情节中，比如柳亚子、章太炎、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等。这些历史上确有的人物，以他们的言行举止，尤其是他们在是非考验与正邪交锋面前的坚毅与果敢，与小说虚构的主要人物形成了某种同频共振，赋予小说鲜活的在场感，真切呈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赓续的清晰历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3月19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