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路艳霞

　　过去的一年，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程乐松来说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他突破了书斋和故纸堆里的纯粹学者的身份和形象，在北大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上的致辞频频“出圈”。记者独家探访了程乐松的书房，在这个被各种书籍温柔包裹的空间里，藏着一代学人的执着、敬畏和热情，以及面对时代洪流的清醒与坚守。

　　哲学教授也爱金庸

　　程乐松家里没有书房，但是他将位于北大哲学系的办公室改造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这里就像他的精神乌托邦。

　　满屋的书柜、满柜的图书，还有书柜的帘子，都是程乐松自己花钱购置的，厚厚的书帘拉开，这个秘密的精神领地承载着一位人文学者的读书生活和学术理想。

　　“不装帘子书就落灰，落灰是对书籍最大的不尊重，我们是靠读书讨生活的，如果不善待它，你凭什么让它善待你呢。”程乐松说，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材料，也是学术史，更是一代代学术前贤筚路蓝缕的探索和念兹在兹的学术精神的凝聚，尊重书籍是基本要求。

　　书帘背后，也珍藏曾经年少的、稚嫩的阅读狂热，那套《金庸全集》位居书架高处，独占一隅，是程乐松个体阅读史的起点。初中时，程乐松接触到金庸武侠小说，辗转拿到手的第一本是四册版本《笑傲江湖》中的第三册，从此他沉入武侠世界无法自拔。“我读大学时，买到第一套《金庸全集》，那个兴奋是难以言表的，因为终于可以从第一页开始翻起了。”

　　或许正是从那些武侠故事开始，一个少年埋下了对文字的热爱，最终走向了读书写字的人生道路。在他看来，虽然六朝道教史、两汉思想史这些冷门而深邃的学术领域没有江湖快意的畅然与金戈铁马的悲怆，但同样充盈着对鲜活生命经验的想象与理解。

　　记者 崔家宁摄

　　学者的“追星历程”

　　书帘背后，饱含着一位职业学者的学术品位与精神选择——那是一段独特的“追星历程”。

　　钱穆是程乐松最尊崇的学者，程乐松收藏了两套《钱穆全集》，精装本放在书房，平装本放在家里。“钱穆先生对中国思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结构有着极其深刻的洞见，他深沉的文化情怀和始终为‘故国招魂’的学术追求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才是一个学者用学术塑造人生的典范。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生活态度而言，我都受益于钱穆先生。”

　　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则是程乐松最看重的外国学者，在程乐松看来，保罗·利科关于隐喻、文本、叙事、时间、历史、记忆等问题的讨论都是极为精彩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来源。

　　书帘背后，还藏着一位学者的“读书方法论”。程乐松颇为推崇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读书和写作模式。薛爱华所著的《朱雀》《珠崖》《神女》《撒马尔罕的金桃》都是用一个极小却有趣的切口进入文化和社会史，以一种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方式展开中国文化和社会历史、观念演进的一个切面，让人赞佩不已。程乐松通过薛爱华的高足柏夷教授了解到他独特的读书法，“他写一本书可能有几千张卡片，将那些看起来非常零散的材料串起来。你会因此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汉学家是如何将我们眼中的饾饤之学、零碎之文，以一个完全剑出偏锋的方式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叙事。” 在程乐松看来，薛爱华带来的示范意义远不止于此，“看一个人的著作，你可能看一两本看不大出来，但如果一本书看很多遍，或者将其著作都通读一遍，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方法论视角以及他对材料处理的方式。”

　　书帘背后，当然应该有程乐松自己的著作，但他一本也没有介绍，他只是说自己的研究太冷门了，不为大众所关注。搜罗网络，会找到他的《耽玄与尘居》《即神即心：真人之诰与陶弘景的信仰世界》等著作。

　　人文学者的喜与忧

　　“生活的最大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在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生活的根本任务在于，找到属于你的、适当且愉快的生活方式。”

　　……

　　程乐松演讲中的话通过网上传播火了，面对外界的热议，程乐松说：“所谓‘走红’，跟学术研究并没有任何关联，于学者身份的认同和学术工作的目标也不相干。”

　　关于那些致辞和演讲，程乐松更愿意以旁观者姿态进行观察，“我不太愿意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而宁愿站在一个常人的角度去表述自己的困惑。”在他看来，当一个人文学者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剖解给别人的时候，“这让人家看到了他也在过着常人的生活，大家可能感受到，他脱下了职业学者身上所谓的孔乙己长衫。”

　　相较于所谓“出圈”，程乐松更热切关注人文学者当下的真实状态，“我阅读的节奏，完全跟不上自己的需求。”程乐松描摹着人文学者的日常——即使没有大块的时间阅读，也不会停止反思，不会停止资料的考校与组合，更不会停止将阅读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观点和视角。“我们的职业生活其实就是精神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是日常生活。”

　　“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人文学者最大的焦虑往往来自自己的阅读时间不够，或者是自己的阅读不够全面。”程乐松坦言，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要面对随时发生的自我认同上的危机，“比如说，我非常害怕学历史的人。”程乐松说，他怕研究中犯了历史学者眼里非常低级的错误，也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历史的丰富知识，思想的分析往往容易显得虚浮和空洞。

　　阅读过程是生命经验的一部分

　　在信息爆炸和AI崛起的时代，程乐松对持续的阅读，对于艰苦资料搜寻和组合的过程更为看重，“我们现在用搜索引擎也好，用AI也好，去找各种各样的资料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没有艰苦的寻找过程，以及在寻找过程中间，没有把这些碎片以长时段的方式拼接起来，实际上你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一个材料的搬运工，或者说是一个二手观点的复读机。”在他看来，这不是说不应该用技术手段去提高搜寻周边资料的效率，但核心的基础文献、经典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逐字逐句地细读，并且要保证自己去经历从扞格不入的生涩到深知其旨的自如的艰苦过程，这不是学者的矫情，而是让自己的精神生活、细节感知加入对文献与问题的理解之中，这才是一个学者的自我修养。

　　面对AI时代，程乐松一再呼吁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弥足珍贵。“读书就是这么一个高度个体化的过程，每个人读书的顺序，读书的品位和视角都不一样，同一本书让你读和让我读，肯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在他看来，一个人的阅读过程应该是他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把这些生命经验都忽略掉，而直接去看AI总结出来的那个结论。

　　教子：保持对事物的好奇

　　程乐松的书房也是他陪伴儿子茸宝成长的亲子空间，承载着学术与亲情的双重温度。

　　程乐松说，数学是他的终生梦魇，茸宝上小学二年级时的奥数作业已经突破了他的数学能力上限，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想办法塑造茸宝读书的习惯。

　　程乐松用手机的录音机给茸宝讲《世说新语》，每次录25分钟。《世说新语》文字不算古奥，每则故事的篇幅也比较合适，记录了早期中古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彼此的理解。程乐松想，充满“八卦”风格的故事，可能可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他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茸宝知道古代人生活也很有趣。

　　程乐松从不会苛求茸宝的考试成绩，但他会一再提醒儿子注重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经常跟他讲，不要因为学了这么多标准答案，就放弃对事物的好奇。”

　　对待儿子的宽容，其实源于程乐松对于代际之间的社会环境与心灵状态差异的整体观察。“首先，我认为他们缺乏我们那个时代拥有的物质上的匮乏感。”程乐松小时候有很多具体而实在的渴望：想吃大白兔奶糖，想看武侠小说，会把家里的牙膏全挤掉去换点麦芽糖……其次，在程乐松看来，现在的孩子很少有在精神和心灵意义上的伙伴支撑，而回望自己儿时经历，就可以看到伙伴感的最大贡献在于分享与分担，分享快乐与兴趣，分担焦虑与悲伤，从而保证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负面情绪的“无所用心”——“我们小时候，如果你在外面顽皮闯祸，回家挨了打，你不要怀疑，跟你一起玩的那几个人肯定都挨打了。第二天见面一交流挨打的经验，探讨怎么避开大人的耳目继续玩耍，大概率就不会因为受到责罚而出现难以自遣的负面情绪。”此外，现在孩子获得外部正面反馈的标准是很单一的，基本上只靠学业。

　　程乐松说：“他们在精神生活和心灵成长中所经历的痛苦，是我们这代人根本无法想象、无法共情的，我们又凭什么苛求他们呢？”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程乐松持续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呼吁“家校社协同干预”；建议打造“传统文化数字体验基地”，呼吁中小学增设“人文学科与科技伦理”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