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陶渊明这首《蜡日》小诗，亦如他的绝大多数诗篇，是简洁明白的。蜡日，即腊日。“周曰蜡，秦曰腊。”《礼记·郊特牲》章说：“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李公焕、陶澍和古直诸家均引《礼记》此条作《蜡日》诗题解。他们都认为，《蜡日》一诗，陶渊明写的是腊祭之日与乡邻（邻曲）的宴乐之趣——燕饮之乐。

　　《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汉魏时期，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朗也学之。有人向西晋名臣张华说此事，张华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据郑玄注《仪礼·燕礼》，“饮酒以合会为欢也”。燕饮之乐，与其他礼仪之饮不同，旨在“合欢”，突出聚饮的私人性和欢乐意义。这就是魏晋名士所张扬的“放达”。“识度”，应指“见识”“气度”，概括来讲，就是士人所称的“风度”。张华批评王朗效仿华歆的行为是学其“形骸之外”，而离其“识度”更加远。这一方面在于魏晋人标举个性，而模仿是失去个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很可能王朗本人并不是一个放达的人，他对华歆“识度”的推崇，就是一个徒以外表为论的判断。

　　陶渊明《蜡日》诗描写的不仅是一个腊日祭岁的乡邻节庆酒会，而且与华歆的家庭酒会一样，是一个脱离名教礼制传统的酒会，即“合会为欢”的燕饮之乐。岁末风雪轻扬，盈门种植的梅柳带来回春的消息。在酒会中陶然忘我的欢悦中，商山四晧的《紫芝歌》回荡在诗人的胸间。“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古语“章”“商”通音，章山即商山。

　　《蜡日》所描写的乡饮欢悦场景和表达的对先世隐者的崇尚之情，在陶渊明传世的诗篇中是通常而且显然的。此景合此情，正是他辞官归田所向往的“园林情”。“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日常生活中，陶渊明更多时候是深感孤寂的。他有许多独饮的诗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索不获展，厌厌竟良月。”读这些诗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隐逸诗开山者的内心何等孤寂和沉痛。但是，读他与乡邻会饮的诗篇，我们又感受到，回归田里，与乡邻相与往来、酌酒闲话，对他来说又是何等酣畅和放达。

　　陶渊明当然不能期望园田间纯朴的乡邻成为他孤洁心志的知音，所以他眷顾远古的隐士，以远逝的钟子期为千古知音。“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然而，当他作为一个耕作田间的乡人、作为一个会饮者，他就彻底融汇到乡邻的生活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个“杂乱言”“失行次”而“不觉知有我”的状态，不正是《蜡日》所描写的“未能明多少”的状态吗？“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正是“章山有奇歌”的义指所在吗？

　　然而，清代图书收藏家和书评家吴骞对《蜡日》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援引宋代学者汤汉对陶渊明的《述酒》诗的诠释，认为《蜡日》“犹之乎《述酒》意也”。汤汉认为，陶渊明《述酒》诗作于永初二年（421年）刘裕弑主篡晋之后，“陶公此诗，愤其主弑国亡”“而忠愤激烈”。吴骞以刘裕篡晋弑帝史迹逐句解释《蜡日》之后总结说，渊明为桓公曾孙，昔侃镇荆楚，屡平寇难，勋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谓若曹勿谓阴计之多，以时无英雄耳，使我祖若在，岂遂致神州陆沉乎！“有奇歌”，盖欲效采薇之意也。言己之悲愤，非言语所能尽，唯章山有奇歌，可以寄意，章山即商山，奇歌即四皓之歌，盖欲效四皓隐于商山，不与新朝合作也。（《拜经楼诗话·卷三》）

　　吴骞将刘裕篡晋弑帝史迹比附《蜡日》诗句，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在传本《陶渊明集》中，该诗编排在《述酒》诗后（间隔《责子》和《有会而作并序》两诗）。“其《蜡日》诗，旧亦编次《述酒》之后，而文清（汤汉）未注。予细读之，盖犹之乎《述酒》意也。”但是，总览《陶渊明集》，集内诗文编辑并无严格且可以史实佐证的作年顺序。学界较普遍认为《述酒》可能作于刘裕篡晋之后，因为该诗虽然多用隐语（廋词），具体指述难解，确实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忠愤”之义。但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揭示《蜡日》作年。在作年不可确定的前提下，吴骞的“《蜡日》与《述酒》同叙‘忠愤’”之说是没有前提的。更为重要的是，他逐句比对刘裕篡晋弑君，于《蜡日》诗句明显穿凿附会。

　　而民国学者潘重规的《陶渊明腊日诗解》（《国文月刊》第十五期，1942年）写道：“千载之下，玩绎其辞，陶公之心，僾然如见。盖陶公遗世独立，慨想黄虞，观世之攘窃篡夺者，不啻蚤虱之过睫。岁暮天寒，聚素心邻曲，饮酒高歌，欣咸交集。静观大化，风雪凋年，而寒梅作花，一条独秀。天地回游，时运固未有往而不复者乎？当其高歌答和，合意具伸，诵四皓之歌，明一往之志，意气轩昂，壶觞递进，酒中不已，竟忘觞酌之多少矣。盖陶公胸次洒如，傲睨万物，而复冥契冲和，此其所以发咏优游，而玩之有深味也。解者未能寻绎文义，强傅时事。言有求深而实浅者，此类是已。”潘氏的解读及其对吴骞的批评是合理的。吴骞的失误就是以诗为史，以史解诗。他既不懂得诗歌创作与历史经历的复杂关系，更不懂得陶渊明作为中华文明中的千古诗人的胸襟气度和伟大的超越性，因而陷于历史泥执。

　　解读陶渊明的诗歌，固然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何况晋宋易代是一个生活于其中者特别沉痛的时代。但是，如果不是将陶诗作为一个历史教科书的解剖对象，真正要探索和发掘这位旷世诗人的思想精神和诗意魅力，更为根本的解诗途径是深入阅读、品味他的诗篇，从对这些诗篇的深刻感识出发来解读它们。

　　陶渊明诗歌的独特魅力，既不同于建安政治忧愤诗，也不同于魏晋玄学诗。其以真切自然的感触生活、抒发性情和语言质实而韵致鲜活为独特魅力。无论以忧愤诗还是玄言诗看待陶诗，都是对陶诗的误解、强解。当然，也都是遮蔽甚至践踏陶诗的魅力。

　　活读胜于力解——这是历史证明应践行的解陶诗门径。

　　《解放日报》（2026-03-08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