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李昂

　　每到正月十五，拉着兔子灯，到弄堂里和小伙伴到处跑，是不少70后、80后对元宵节的记忆。“拉兔子灯就和吃年夜饭一样，是过年必不可少的项目。”出生在上海的周祺感叹，现在几乎看不到以前小时候最爱玩的传统手作兔子灯了。

　　从流行拉着兔子灯过元宵，到如今几乎完全消失于街头，今年84岁的王宏春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见证者。“今年兔子灯卖不动，城隍庙的老板都不收我做的兔子灯了。”他8岁学会这门手艺，65岁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至今已做了近20年的手工兔子灯。

　　3月1日，一群人聚在五原路上的“聚福”咖啡店，与王宏春一起做兔子灯。在跟着老师傅制作独属于自己的兔子灯时，他们仿佛回到童年时代，重新找到那份朴素单纯的快乐与年味。

　　几分钟便扎好骨架

　　“我小时候玩的兔子灯是爸爸和爷爷做的。现在我有了小孩之后，也想让她体验一下我们小时候的快乐。”上海风景工作室设计师、撰稿人周祺在创作《上海杂货铺》一书时，曾到城隍庙寻找童年记忆中的手工兔子灯，因此认识了王宏春。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上海本土文化，周祺邀请王宏春到线下教大家一起做手工兔子灯。下午2时不到，店里已经座无虚席。

　　参加活动的有10人，既有对兔子灯充满怀念的80后，也有出于好奇想要尝试手工的年轻人。包括周祺在内的几位80后家长，带来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想借此机会一起学做手工。而这些“互联网原住民”对兔子灯毫无印象，对手工活动也兴趣寥寥，反倒是家长们认真地盯着王宏春手上的每一步动作，有模有样地扎起兔子身体的骨架。

　　“以前是用竹条编的对伐？用皱纸糊的。”站在一旁观摩的80后顾客问道。“现在纸张质量没以前好，糊上去容易破掉。”王宏春边回答边做着手头的活，仅用几分钟便扎好一个兔子身体的骨架。

　　“最早的兔子灯是用白纸糊的，里面放根蜡烛。因为小孩调皮，拉着兔子灯跑来跑去，撞倒后火就把纸烧掉了，所以几乎没人能把兔子灯留到第二年。”一位80后女士笑着回忆起小时候的趣事。

　　就算亏钱也坚持做

　　“从上幼儿园，一直到读初中，元宵节都在拉兔子灯。”王宏春从小手很巧，看着姑妈和奶奶用编热水瓶套的竹篾做兔子灯，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在那之后，每逢元宵节，他都会和弄堂里的邻居，拖着兔子灯出去玩，有时还会特意兜到城隍庙赏灯。

　　后来，王宏春长大了，成为小学教师，便很少再玩兔子灯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为了增加学校收入，上海各区学校都在开办工厂，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当时，王宏春兼任校办工厂厂长一职，为了维持工厂运作，王宏春提议制作兔子灯。“我们把兔子灯运到城隍庙，卖给那些老板，没想到卖得很好。”一年后，工厂接到新的生产任务，便不再做兔子灯。

　　退休前的一两年，王宏春又想到做兔子灯的生意。他租了厂房，聘用了几位工人，一起做手工兔子灯。

　　“刚开始时，卖得还不错，后来越卖越亏。”为了节省成本，王宏春不再租房和聘请工人，自己包揽从购买原材料到手工制作每一只兔子灯的所有工作。他笑着摆摆手说，就算亏钱也要坚持做，“街道里弄和我说，外面兔子灯快失传了，叫我一定要做下去”。

　　“有人接班，我就不做了”

　　退休后，王宏春每到下半年，就开始在家里做兔子灯。“做做停停，中号的做个一天半，大号要做两天半。”等到春节前，王宏春家走廊里便摆满大大小小的兔子灯。秉持“慢工出细活”的原则，做完几十只后，他便会到小区对面的空地上摆摊卖兔子灯。

　　但王宏春发现，兔子灯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前几年他会分一部分给城隍庙的店家，“我卖给他们45元，他们翻倍卖，卖不出去再还给我”。而他自己摆摊，尽管卖得便宜，也常常几天都卖不出去一只。在外面摆了一天摊却颗粒无收，女儿和外孙女都劝王宏春不要再做，他却回答，“要是有人接班，我就不做了”。

　　最近，王宏春可能会收一位女徒弟。“我跟她说有可能赚不到钱，她说她不在意，只想把手艺传下去。”

　　活动结束后，王宏春特意绕到隔壁桌“检查”成果。这桌的参与者碰巧是位上海人，带着外国朋友到上海过年，“她从来没看到过兔子灯，我们一起手工做了一只，元宵节还可以带到豫园灯会”。

　　元宵节通常是王宏春每年摆摊卖兔子灯的最后一天，他停顿一会儿说，“我估计今年是卖不掉了，只能送出去，不然堆在家里占地方。”在女儿的“规定”下，他现在每年只做几十只，“明年我还有点料，做完就算数嘞”。

　　《解放日报》（2026-03-04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