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作为清代集大成的文化巨典，汇先秦以迄乾嘉的典籍菁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华文脉的集大成者，更是承载千年文明的精神瑰宝。它不仅是一部丛书，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全景图谱，其著录之书泽被后世，而曾被尘埋的存目之籍，亦藏着未被发掘的文化密码。

　　时光流转，昔年馆臣的取舍标准已成过往，而典籍的文化价值历久弥新。当代学人拂去存目书籍的百年尘埃，钩沉散佚、汇校影印，既是对中华古籍的抢救性保护，更是对文脉的赓续与传承。典籍不灭，文脉不绝，这正是当代整理四库存目书籍的真正意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黄爱平

　　四库分流

　　著录与存目之辨

　　一般提到《四库全书》，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分别收藏在北方和南方七座藏书阁中的书籍，特别是今存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以及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却往往忽略了另一部分数量更大的书籍，这就是被列入“存目”的书籍。

　　所谓存目书籍，即没有抄录下来，只保存了书目提要的书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馆臣对先秦以来至清代乾隆时期的古今书籍做了一次总的清理，将《四库全书》收录的所有书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应抄”书籍，也称为“著录”书籍，亦即抄录下来贮藏七阁的书籍；第二类就是“应存”书籍，也称为“存目”书籍。分类的标准，主要依据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出一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

　　大体说来，凡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籍，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善本，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有裨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的图书，都被列入“应抄”的范围。其中特别稀见的珍本秘籍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行世，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武英殿聚珍版书”。而那些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或者在馆臣看来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有讹误之处的图书，则被列入“应存”的范围，仅将其书目提要附录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各类书籍之后。此即《凡例》所言：“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至于这两类书籍的数量，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卷前《出版说明》的统计：著录书籍为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计6793种，93551卷。可见存目书籍的种类和卷数均远远超过著录书籍。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特别是七阁全书先后抄成并送藏之后，著录书籍的3000余种底本经整理编排，“作为副本”存放在翰林院，成为供翰林诸臣及北方士子阅览的又一部全书。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存目书籍，其中绝大多数系《四库全书》开馆初期从全国各地征访而来以及藏书家进呈的图书，也随之存放在翰林院。由于管理不善，一些翰林官员于借抄之余，随意携出，甚或监守自盗，故而存目书籍、四库底本，以及同时存放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珍本多有流失。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翰林院在战火中被焚，这些存目书籍与四库底本，乃至《永乐大典》珍本一并遭受灭顶之灾，仅有少量书籍得以幸存下来，流散至厂肆、民间乃至国外，被公私藏家收藏。

　　尘埋百年

　　存目书籍的浮沉

　　在四库存目书籍沉睡翰林院的百余年间，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存目书籍。如胡虔抄录《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书籍的书名、卷数、朝代、作者，编成《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十卷，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刊行。其后，周中孚、莫友芝，以及丁申、丁丙兄弟等藏书家、学者，也先后关注到存目书籍，或作简明提要，或留意收集。

　　时移世异，天地翻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存目书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日渐凸显。人们逐渐认识到，当年四库馆臣的看法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甚或不乏偏见，乃至因人废书。比如，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著述《藏书》《续藏书》，因其强烈的反对正统儒学的倾向，不仅被贬入存目书籍，还遭到严厉指责；又如由于学术风气的变化，馆臣尊崇汉学，崇尚考据，对明代心学多有批评，对明人著述尤多贬抑，造成许多明代作品被列入存目，包括姚广孝《逃虚子集》、湛若水《二礼经传测》《甘泉集》、戚继光《止止堂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袁宏道《袁中郎集》等；再如囿于传统的重道轻艺观念，有关科学技术、生产技艺方面的著述也多被列入存目，包括专载各种农器的《耒耜经》，记载种桑养蚕丝织之法的《豳风广义》，叙述花果、竹木、蔬菜、瓜豆种植之法的《汝南圃史》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很多存目书籍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有的甚至无可替代，宛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有待学界和社会的发掘与利用。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文渊阁《四库全书》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全部影印出版，海峡两岸掀起了《四库全书》研究的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持续进行，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周绍良、胡道静为代表的著名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四库存目书籍的价值，在1992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提出影印出版存目书籍的建议。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刘俊文教授据此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申报立项，获得批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季羡林先生担任总编纂，刘俊文教授任工作委员会主任。经过数年的努力，编纂工作顺利完成，由齐鲁书社于1997年影印出版，计收书4508种，精装1200册。其后，又将陆续发现的书籍补充编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书219种，装成100册，于2001年出版。如今，由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领衔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暨《四编》，一并由齐鲁书社联袂推出，二者共收书345种，精装230册。至此，当年被四库馆臣列入存目的6793种书籍，已经有5072种得以影印出版，约占原存目书籍数量的四分之三。

　　这套“四库存目”系列丛书的影印出版，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说，当年乾隆帝广搜天下典籍，编纂《四库全书》，并特别下令增抄三部，送藏江浙，提供当地士子阅览，从而使江浙三阁藏书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聚传播中心，发挥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独特作用；那么，如今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将当年只保存了书目提要的存目书籍先后影印出版，使之化身千百，公之于众，甚至走向世界，无疑大大有裨于典籍保存，有助于学术研究，有益于文化传播。尤其是在典籍保存方面，由于这些存目书籍当年没有抄录下来，存放在清宫翰林院的进呈本绝大多数已经散失亡佚，散藏于民间者又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因此，搜集整理十分不易。编纂团队广泛利用国内国外、公藏私藏，乃至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近年来，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愈来愈多的古籍资源得以公之于世，为查阅搜集四库存目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三编》《四编》收录的唐陆龟蒙《耒耜经》，明张鸣凤《西迁注》、石九奏《半园集》，清冯甦《嵩庵诗钞》、张远《无闷堂集》等珍稀典籍，即得益于数字化建设和古籍普查的成果。

　　典籍新传

　　存目书的当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和魂。而文献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能够通过一部文献的编纂，囊括从先秦到清代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典籍（其中还包括部分域外学者的著述），涵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而且对之进行系统的清理考证、全面的总结评判，只有《四库全书》以及与之相关的《四库全书总目》可以做到。这部包括著录、存目书籍在内总数高达上万种的大型丛书，堪称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它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且为之自豪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在中国古代，“立言”很早就与“立德、立功”并列，被推之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著书立说，传之后世，成为学人士子努力追求的目标。张之洞说，“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故“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书目答问·别录》）。事实上，著书、刻书之所以“不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献典籍本身传递知识、承载文化、赓续文脉、创造文明。“四库存目”系列丛书的搜集整理、影印出版同样如此。

　　近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由齐鲁书社隆重推出。“四库存目”书籍继此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之后，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进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堪称是一项保存典籍、传承文化，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解放日报》（2026-02-28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