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一种解放；我们从中获得的也不只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侯旭东

　　不久前，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侯旭东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发表演讲，带领听众在考古材料与简牍档案中穿行，寻找那些被宏大历史遮蔽的日常生活以及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侯旭东

　　我很荣幸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研究。什么是历史的“隐藏款”？哪些会被隐藏？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们？接下来请大家听我聊聊几个小故事。

　　汉景帝到底吃不吃老鼠

　　第一个故事，我们来讲汉代的一位皇帝——汉景帝。汉景帝与他的父亲汉文帝开创了汉初“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为儿子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不过，今天要讲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而是汉景帝和老鼠的故事。

　　在景帝的陵墓——阳陵里，埋藏着大量的随葬品。考古学家经几十年的探测研究发现，阳陵周边共有80多个外藏坑。其中，东侧的几个外藏坑里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包括牛、羊、兔、犬、猫、狐狸、豹子等，比较特别的还有两块老鼠骨头，经鉴定为褐家鼠。

　　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仍需吃喝、穿衣、出行，所以，这些动物是作为随葬的食材放入的。其中有两块褐家鼠的骨头，难道老鼠也是当时的食物吗？今天的人不吃老鼠，2000多年前的汉景帝应该也不会吃老鼠。那么，老鼠是怎么到外藏坑中的呢？考古学家想到了一种可能：老鼠天生会打洞，很可能是老鼠钻进外藏坑后才死去的。因此，动物考古学家鉴定了阳陵外藏坑的动物骨骼后提出，除后期侵入的褐家鼠，其他动物都是作为皇帝膳食放入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产生了疑问，因为我曾见过另一批墓葬出土的材料，它们来自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墓。满城汉墓属于“崖墓”，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规模很大。墓中的耳室里放了很多陶罐，里面装着酒和各类动物骨骼。其中有3个陶容器里装着许多小骨头，考古学家鉴定后发现，那是岩松鼠、社鼠、褐家鼠等多种鼠科动物的骨骼。这些鼠可不是一两只，而是几十甚至上百只。而且，有的容器（如陶壶）有盖，所以这些鼠不可能是后期侵入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生前吃老鼠，故下葬时将这些老鼠作为食材随葬。

　　那么，中山靖王吃老鼠，是否意味着汉景帝也吃老鼠呢？这种可能性很大。让我们再来看阳陵外藏坑的构造。考古学家提供的剖面图显示，老鼠要钻到外藏坑中，需穿过约3米厚的垫土层，还要咬穿十几厘米厚的两层棚木，这种概率是极低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两块褐家鼠骨头代表的老鼠，不是后期钻入的，而是下葬时作为食材与其他动物一同放入阳陵外藏坑的。由此得知，汉景帝以及他的儿子、儿媳都吃老鼠，这是汉代人的一种饮食口味。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隐藏款”。

　　之前很多人都赞同老鼠可能是钻进外藏坑的，是因为今人不吃老鼠，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论，考古学家最初也受此影响。为何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我们习惯用自身经验去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认为古人与我们今天一样。这种思维习惯就是“以今度古”。

　　通过汉景帝吃老鼠的故事，我们需要反思“以今度古”的思维习惯：唯有放弃成见，才能有所发现；意识到无知，才能获得新知。这就是第一个小故事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发现历史“隐藏款”的关键，是放下成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汉晋简牍里的普通小吏

　　历史不只是大人物创造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创造历史。正是这种历史观的转变，让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历史的“隐藏款”。

　　说到小人物、普通人的历史，到哪里去找他们的材料呢？对于我所研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来说，寻找普通人的材料需要借助20世纪以来的史料大发现，这些史料包括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

　　我今天要讲的是汉晋简牍，从1901年开始，目前已出土了30余万枚简牍。从内容看，简牍里既有《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典籍，也有秦汉时期的大量律令和行政文书。墓葬中还有不少作为随葬品的简牍，这些简牍里活跃着很多历史中的小人物，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简牍打捞他们的痕迹，发现他们的生活碎片。

　　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位汉代的普通小吏。

　　第一位叫师饶，他的名字出自江苏东海县尹湾村一座汉墓出土的名谒。所谓名谒，就是2000多年前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名片。师饶当时担任东海太守的功曹吏。东海郡位于今天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郡治在山东的郯城县。功曹吏主要负责人事管理，是郡一级的官员。

　　墓葬里有不少文书，其中《元延二年日记》非常有意思。日记写在竹简上，大概有六七十枚，竹简本身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汉成帝时期）的日历，师饶在日历空白处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行踪，包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住在哪里。他这一年共出差了80天，住的地方多是“传舍”和“亭”，住“传舍”的天数最多。原来，不光现在的职场人经常出差，2000多年前的小吏也是如此。

　　师饶的日记多数只记录了出差日期和住宿地点，只有9月26日这一天写了具体的事：“旦，逐贼，宿襄贲传舍。”这天他奉命去郯城县东北方向的襄贲县一带抓捕盗贼。当时，抓捕盗贼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如果盗贼出现3次以上没被抓到，地方官可能会被免职，所以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师饶这次的任务应该很棘手，他在襄贲住了三四天才回到郡治。正是依靠许许多多像师饶这样的小吏维持治安，西汉王朝才得以长治久安。

　　日本学者曾根据《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画过一张师饶到郡外出差的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6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他好几次出差到楚国的都城彭城，最长一次住了近20天。遗憾的是，日记里没有记录他具体做了什么，很可能是去完成郡守分配的秘密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郡，所以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重要的任务。这些都是我们从《元延二年日记》里发现的内容。

　　那么，在西汉，像师饶这样的小吏到底有多少？给大家看一组当时的数据：当时和东海郡一样的郡国有103个，县级单位有1587个，小吏总数超过11万。正是这些小吏支撑起了西汉王朝的巨轮，让它行稳致远，延续了200多年。

　　《鸡出入簿》里记录了什么

　　下面要讲的另一位小吏，工作在西汉王朝最西端的敦煌郡。悬泉置遗址位于今天敦煌市瓜敦公路甜水井南侧，是中国唯一一处经系统考古发掘的丝绸之路古代驿站遗址。这里共出土了3.5万枚汉简，记录了当时中西方交流沟通的珍贵信息。

　　下面我们来看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汉宣帝时期）的简牍记录《鸡出入簿》。其中，“出鸡”记录的是消费吃鸡的情况，“入鸡”记录的是鸡的来源。

　　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了很多历史的“隐藏款”。首先，这份记录是谁做的？是一个叫“时”的人，他的职务是厨啬夫，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总厨。那么，是哪些人消费了鸡呢？有丞相史、大司农卒史、太医、使者，这些人都来自长安。记录里最后注明的是“东”，意思是他们吃完鸡后要向东出发，也就是完成使命后返回长安。记录里还提到“往来再食”，说明有些人往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一些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的消费者。

　　鸡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提到了鸡的价钱：“一双鸡80钱”，也就是一只鸡40钱。

　　40钱一只的鸡贵不贵呢？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元康四年，一斛谷物值5钱。一只鸡40钱，相当于8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的60斤，8斛就是480斤粮食。由此可见，当时鸡确实非常贵。所以，只有中央来的官员、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享用三升米或三升粟，只有碳水，没有什么副食。

　　从西安到敦煌有1693公里，沿途都需要像悬泉置这类官方设置的传舍提供住宿、饮食。我曾经做过统计，在西汉王朝，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2057个，每个都承担着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重复着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这些机构的运转成本很高，单说西汉末年，全国每年要消费约15.2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240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2.9%，也相当于运到长安的漕粮的60%，这个数字非常庞大。

　　刚才讲了时和师饶的故事，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人。这些都是历史的“隐藏款”，藏在冰山之下。没有历史观念的转变，没有新史料提供的可能，我们没办法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响。好在今天的我们很幸运，有条件看到这些，听到这些被遗忘已久的声音。

　　中国农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汉景帝的餐桌、师饶的日记、时的报告，那些都是大人物或小人物的生活碎片。若看向宏大的历史，其背后有着更不易察觉的“隐藏款”。这种“隐藏款”关乎历史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农耕社会为例。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均为农耕社会。那么我们是何时进入农耕社会的呢？古人最早栽培稻距今约1万年，栽培粟距今约8000年。很多人可能认为，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虽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时期的稻田、麦田遗址，比如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汉代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是，当时这样发达的农耕区是否普遍呢？大家很容易将某个局部发现的现象推衍成古代社会的整体状态，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中提到“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的百姓，说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

　　再看汉代。虽然发现了汉代农田遗址，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很多地区是农耕不发达的。东汉学者班固还提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西汉时，即便是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加落后的江南了。

　　农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离不开众人的努力，而地方官的作用更是关键。渤海郡（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西汉中期当地人并不重耕种，而是依赖渔盐，偏好经商。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田、种树、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据史载，当地风俗很快得到了改变。

　　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省凤台县）、邵陵县（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当时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的人仍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郑浑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才逐渐改变了面貌。

　　龚遂、郑浑只是众多地方官的代表。正是无数人的持续努力，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中国的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中描述各地风土时，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穑”“重农桑”等。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可见，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千年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才真正进入农耕状态。

　　由此可见，中国的农耕发展经多阶段缓慢推进，直到唐代才实现普及，过程中不乏波折。完整的历史图景是：不同时期多种生计方式并存，依靠国家力量、历朝“劝农”政策以及各级地方官的努力督促，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百姓接受改造，中国主体地区最终进入农耕社会，部分地区仍保留渔猎、采集、经商等传统，延续至今。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的形成并非单线、必然，而是充满了可能性。

　　从历史的可能性中发现人生的可能性

　　这种历史的可能性值得重视，因为其背后关乎认识的可能性。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若认识到历史的可能性，就能在过去中发现潜在的可能。

　　而且，历史与今日紧密相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日努力创造，明日便成过往。个人的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的大历史。从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出发，就能发现人生的可能性，而人生的可能性就藏在日常生活中。

　　这里的日常，重点是“常”，指那些反反复复出现的活动，包括师饶、时等古人的日常，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朝九晚五。这种日常是低沉却持久、生生不息的力量，蕴含着无数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好每一天的日常，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汉景帝与老鼠的故事，提醒我们认识自身经验与知识的有限；师饶、时的例子，证明常人常事也值得纳入历史叙述；农耕社会形成的曲折与漫长，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可能性。最终，从历史的可能性中，才能够发现我们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一种解放；我们从中获得的也不只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演讲内容有删减）

　　《解放日报》（2026-01-30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