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王勉

　　《红与黑》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法国文学经典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杆，自1944年首译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文阅读世界的审美以及创作、翻译与学术研究。

　　作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名著之一，《红与黑》译本多达数十种，其在中国的翻译过程有数个传播节点：1944年，赵瑞蕻首译本出版，开启《红与黑》在中国的传播之路；上世纪50年代归于沉寂；80年代后，回归经典定位，多种译本涌现，持续热销。1995年前后，“《红与黑》汉译大讨论”推动了翻译标准与批评机制建设；进入21世纪，《红与黑》影视改编不断，保持着高热度与话题性。

　　作为《红与黑》中文版的首位译者，赵瑞蕻的翻译故事贯穿了半个世纪，从战火中的初译到晚年痛改旧译，尽显其对文学经典的敬畏与赤诚。

　　2025年是赵瑞蕻诞辰110周年，当年10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红与黑》译本，由赵瑞蕻、范东兴师生共译。这个译本不仅弥补了赵瑞蕻初译本仅完成前33章的遗憾，更在文本呈现、学术注解、章回题辞、出版形态等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

　　近日，为纪念赵瑞蕻诞辰110周年，在鲁迅博物馆鲁迅书店，由草婴读书会主办了一场纪念会，重温经典，向译者致敬。

　　初译本在战时诞生

　　“在炮火中译出了清醒、振作的力量”

　　赵瑞蕻是浙江温州人，1952年开始先后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中文系任教，1953年至1957年被高教部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是我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会的开拓者和践行者，译有《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等，著作包括《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离乱弦歌忆旧游》和诗论《诗歌与浪漫主义》、诗集《梅雨潭的新绿》《诗的随想录》等。

　　赵瑞蕻初与《红与黑》结缘，是在温州家乡美丽的山水间，那时他在读中学。英文老师夏翼天喜欢这部小说，时常与他谈论，使他“第一次晓得了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赵瑞蕻曾在《红与黑》译者序里回忆夏老师的话：“唉，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叫做于连，很漂亮，可是心里挺厉害，谁知道呢？哎，‘红’指的是什么？‘黑’呢？”师生相知，或许也因为志趣相投，赵瑞蕻在高中二年级就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狄更斯的《星的梦》、蒙德的《失去了的星星》，是他17岁时的译作。

　　赵瑞蕻就读西南联大期间，受吴达元等先生影响，打下了坚实的法文底子，同时也加深了对法国文学的理解。

　　1941年冬，赵瑞蕻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教，在嘉陵江畔的山村油灯下翻译《红与黑》。他以法文本为主，英文本对照，双本对译，笔调散文化，力求传达原著精神。1944年，赵瑞蕻译《红与黑》上部首印，由作家书屋刊行，被列为法国文学名著译丛第六种，黑色布质封面，扉页题“献给幸福的少数人”，署名“斯丹达尔著，赵瑞蕻译”，成为中国《红与黑》的传播起点。

　　老师吴达元称赞其在炮火中译出了“清醒、振作的力量”，这也奠定了赵译本的经典地位。

　　1947年，《红与黑》沪版在上海作家书屋出版。此版书页增厚，封面改为绛红底，上印醒目的黑字书名，左下角是繁体字的“法斯丹达尔著赵瑞蕻译”。这本书赵瑞蕻十分珍惜，他的次女赵蘅回忆：“在我记事后，这本来之不易的洋书上已附有父亲亲笔写下的‘海内孤本’四个大字，它成了我们全家的‘文物’，长年用白报纸裹着，静静地安放在父亲的‘专柜’里，即使我想读读译后记，都会因它脆损不堪，不敢触碰而忐忑。”

　　半生牵挂含泪改定

　　“我爱着”而非“我爱过”

　　《红与黑》是赵瑞蕻一生的牵念，一是因为战乱时未能全部译完，二是因为对自己早年译笔不满意，觉得不符合斯丹达尔简洁冷峻的文风。这在翻译家许钧的回忆文章中有过阐述，许钧说赵先生在和他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但这样的“自我批判”，不能排除其中时代变化的因素。

　　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初，他重译《红与黑》最后三页，发现旧译将于连临终诉求“想要被尊重（dignité）”误作“想要幸福（bonheur）”，含泪改定，并修正于连独白的情感语气，强调“我爱着”而非“我爱过”，以贴合人物灵魂。

　　女儿赵蘅回忆，为了达到最理想的翻译水平并超越自己，父亲晚年翻译《红与黑》时仍然阅读了多年收集的几乎所有多语种版本，每翻一个章节，都需要经过繁复的对比，进展自然十分艰难缓慢。幸好有留校研究生唐建清鼎力协助他，为他打字，最终完成了15章译稿。

　　1999年2月15日，赵瑞蕻去世。赵蘅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15章译稿。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赵瑞蕻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瞑目。

　　赵瑞蕻晚年强调翻译要忠实原著风格，反对炫技，主张用朴素的语言传递人物心理与批判精神。另外，他一向主张一本世界名著应该拥有多个译本，认为只有经过不止一人的翻译，原著精神才能得以更好的传扬。赵蘅回忆，父亲总是极为认真地阅读别人的译本，写下了大量心得眉批。

　　赵瑞蕻首译开启中国《红与黑》传播史，他晚年的自我修正体现着翻译家的专业精神，其译本与故事更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重要注脚。

　　未竟稿近日终得续译面世

　　“带读者沉浸于1830时代氛围”

　　2025年年末，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赵瑞蕻、范东兴师生合译的《红与黑》新版。新版《红与黑》全译本耗时4年打磨，36万余字，555页，在文本呈现、学术注解、出版形态等多维度都展现出了独特价值。

　　新版的启动在2020年前后。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姚宏越赴南京拜访赵瑞蕻夫人、著名翻译家杨苡时，杨先生仍对这部未竟译稿念念不忘。当时赵瑞蕻的学生、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建清也在场，便提议由赵门师兄、法国文学博士范东兴接续译业。作为长期留法的学者，范东兴兼具深厚的法语功底与对赵瑞蕻译风的理解，确实是续译的合适人选。

　　项目启动后，以赵瑞蕻上世纪80年代的未竟重译稿为核心底本，唐建清负责系统整理与录入，并逐字核对手稿细节，规避旧版讹误；范东兴补译全书后42章及所有章节题词；鲁迅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赵瑞蕻弟子黄乔生撰写长序。三位学者的通力协作，既实现了赵瑞蕻的译事理想，也让赵译《红与黑》以完整面貌首次呈现。

　　师生共译的新版《红与黑》特色鲜明，既完整保留了赵瑞蕻翻译风格的文学特质，又通过精准补译实现了文本的贯通，并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在翻译风格上，新版严格恪守“风格统一性”的原则。赵瑞蕻的译笔以散文化质感著称，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深度，尤其擅长通过细腻措辞传递原著的心理描写张力。范东兴在补译过程中，始终以老师手稿的句式节奏、措辞偏好为基准，从词汇选择到句式结构都力求贴合，所以，补译部分与原作译稿无缝衔接，规避了多人合译常见的文气割裂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版沿用了赵瑞蕻手稿中“斯丹达尔”的译名，而非当下通用的“司汤达”，并将通用的“于连”，恢复赵瑞蕻定名的“玉连”。这既尊重了译稿原貌，也保留了特定时代的文学记忆。

　　在文本的完整性上，新版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是首次补全赵瑞蕻未译的42章内容，涵盖小说下卷核心情节，包括玉连（现在通译为于连）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后的政治周旋、与玛蒂尔德的情感纠葛、法庭控诉及最终结局等关键段落，让国内读者完整领略小说的叙事张力；二是补全了全书的章首题辞，这些题辞作为原著重要的叙事补充，皆采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大师的经典名句”，此前的版本或残缺或省略，新版的完整呈现让文本结构更贴合斯丹达尔的创作初衷。

　　关于“玉连”这一译名，黄乔生在序言中特别说明：赵瑞蕻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西方的‘红学’”这一概念，借用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红楼梦》来命名《红与黑》研究。《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主角的命运与一块石头（玉）有关，明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赵瑞蕻先生坚持要将《红与黑》主人公的名字译作“玉连”的苦心。

　　在语言表达上，新版兼顾经典感与当代可读性。赵瑞蕻的原文译稿既保留了西南联大时期学者的文字功底，又蕴含着对原著思想内涵的深刻体悟，新版在整理过程中未做过度现代化修改，只是对个别晦涩表述进行适度疏理；补译部分则在贴合赵氏文风的基础上，注重用词的精准性与语境适配性，尤其在处理原著中复杂的政治隐喻、宗教术语时，既尊重了历史语境，又确保当代读者能够顺畅理解，实现了文学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黄乔生撰写的长序是全书的学术亮点之一。这篇序言并非简单的内容介绍，而是一篇系统的《红与黑》翻译史研究文章，既梳理了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脉络，又详细追溯了赵瑞蕻从青年到晚年的译介历程，深入剖析其译本特色与学术贡献。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序言提供了理解文本的历史语境与译史背景；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具备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此外，新版还精心编排附加内容，从而提升了阅读实用性：书中收录赵瑞蕻原译序及补译者范东兴的说明，清晰地交代了版本源流与补译原则；针对原著中涉及的法国复辟时期的政治背景、宗教习俗、贵族礼仪等内容，做了必要的背景注解；章节编排也严格遵循原著结构，保留了原文的叙事节奏，让读者能够完整沉浸于“1830年纪事”的时代氛围中。

　　在出版设计上，新版兼顾实用性与收藏价值，以平装形制打造适配当代阅读场景的经典读本。

　　装帧设计上，新版以简约典雅为基调，封面突出经典文学特质，内文用纸注重质感与环保性。这种“去繁就简”的设计理念，既避免了过度装饰对文本阅读的干扰，又通过细节质感传递出经典的厚重感，与《红与黑》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气质很是契合。

　　对于赵瑞蕻先生的家人而言，这部新版更是“镇宅之宝”的新生。正如女儿赵蘅所言，《红与黑》是家中常年珍藏的经典，如今以完整面貌出版，既是父亲学术理想的圆满，也是师生情深的结晶。

　　绵延的纪念与传承

　　“终其一生追寻甜蜜与光明”

　　为纪念赵瑞蕻诞辰110周年，2025年12月27日，在鲁迅博物馆鲁迅书店，由草婴读书会主办了一场纪念会。草婴读书会是以致敬经典、致敬翻译家为宗旨的公益团体，岁末之际举办这场纪念会，意在传播一代文学翻译前辈的人文精神、高尚情操和家国情怀，并以珍贵丰富的史料和藏书，给广大读者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展现具体、真切、感人的永恒力量。为了做好这场纪念会，赵蘅全程操劳，读书会的书友们也投入极大的热情协助。活动邀请了众多赵瑞蕻生前的亲友、门生、后辈，新版《红与黑》长序作者黄乔生、做整理录入工作的唐建清都到会并做了发言。

　　黄乔生坦言，赵先生的学问是中西贯通的，自己只是从中得到了一丁点，这一丁点就是鲁迅研究。“我们入校的时候，赵先生已经写出了《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那是比较文学的开拓性著作。但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比较文学，看了这本书以后，才有了眉目，清楚应该怎么学习。我毕业后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就沿着赵先生的学术路子走，一直走到今天，退休以后，我还在做。”这些年来，黄乔生与师兄弟一直重视赵先生的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黄乔生对恩师没有译完《红与黑》的遗憾深有感触，他坦言师兄弟总算完成了先生的遗愿，并且截至2025年年底，赵先生的著作基本出齐，下一步，他希望再出一套赵先生的文集。

　　唐建清则言及老师对鲁迅的摩罗精神、浪漫主义诗歌有着独到的诠释与领悟，“他终其一生追寻甜蜜与光明，在他而言，法语里的启蒙本就是照亮前路的光明。先生的翻译，始终恪守明确流利、优美畅达的准则，亦践行着鲁迅翻译既要读者容易理解，更要保持原作风采的理念。”

　　女儿赵蘅的总结发言则透露出对父亲的深深怀念，“父亲的用功是公认的，为了挚爱的文学理想奋斗不止。他仿佛永远坐在书桌旁，即使周边嘈杂喧闹，他照样埋头做他的事。有一次为了一个想不起来的英文花名的单词，他一连几天都不肯放弃，有一天忽然大笑，原来是记起了这个生僻字长长的单词。”“爸爸走了快27年，我想念他。他的声音、他的举止、他的谈吐还是那么真切，仍然在时时感染我。《红与黑》所追求的光明与平等，是爸爸和我的共同梦想。80年前爸爸写了一首《八十放歌》，今天也已80岁的我，一想到就浑身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