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韩俊杰

　　阜阳市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千里淮河自河南桐柏山发源，进入安徽境内首个抵达之地便是阜阳。千百年来，大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广袤沃野，此地文明传承不绝，演绎出精彩纷呈的历史篇章。

　　阜阳市博物馆肇建于1958年，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地市级博物馆，现馆藏文物达13万余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64件。馆内通史展“阜颖之昌——阜阳历史文化陈列”包括8个单元，生动展示阜阳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2024年，阜阳市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溯源青铜文明

　　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阜阳地区已出现人类活动踪迹。位于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的王新庄遗址，为迄今在阜阳地区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文化遗址，在此出土了石锛、石斧、骨镞、鹿角靴形器等生产与生活用具。此外，阜阳还发掘出数十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表明该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

　　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在今阜阳市阜南县台家寺一带设立了用以掌控淮河中下游流域的大型中心部落。大量青铜器及铸铜陶范的出土，证实了阜阳曾是商代淮河流域的青铜文明核心区域。1957年，阜南县朱寨镇渔民在河中捕鱼时，意外打捞起7件商代青铜器，包括龙虎纹铜尊、兽面纹铜尊以及觚、爵、斝等。一排展柜里集中陈列着这7件青铜器（复制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

　　龙虎纹铜尊是这批青铜器中的精品，其原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尊高50.5厘米，重26千克，口部开阔、颈部纤细、腹部鼓起、圈足较高，其造型奇异、纹饰华美，令人叹为观止。铜尊主体由3个立体龙头和3条凸起扉棱间隔为三等分。肩部装饰有3条蜿蜒于云间的龙，圆雕龙头探出肩外，每条龙身后还跟随着一条小龙。腹部的立体纹饰为3只双身老虎，张牙舞爪，口中衔着一个裸体纹身、双手上举、下肢蹲坐之人，虎身四周及圈足满布饕餮纹。专家推断“虎口衔人”图案或与古代祭祀活动存在关联。

　　商代中晚期，阜阳地区分布着“酉”“归”“胡”“月已”等方国族群。“酉”字爵、“月已”爵等青铜酒器的出土，反映出商代阜阳地区繁荣的酒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阜阳地区成为诸侯争霸的战略要地，最终被纳入楚国版图。钜阳（今阜阳境内）曾一度作为楚国都城，是楚国迁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之前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阜阳出土的战国蟠虺纹铜钲、虎钮铜錞于、“大梁七年”铭铜戈等军乐器和兵器，是当时战火纷飞的写照。虎钮铜錞于为馆藏一级文物，是一种可供悬挂敲击的乐器，常与钲、鼓搭配使用。

　　战国“郢大府”铭铜量是先秦计量制度的实物例证，入选2025年安徽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这件圆筒形铜量1976年发现于安徽省凤台县，为楚国“郢大府”的标准量器，容量约为1110毫升。器身中部设有一环形鋬，鋬左侧阴刻铭文“郢大府之敦”。

　　品鉴汉代珍宝

　　秦代在阜阳地区设置汝阴县。汉初，开国大将夏侯婴受封于此，其子孙沿袭“汝阴侯”爵位，前后历经四代，存续86年。阜阳市博物馆有四大“镇馆之宝”，汉代文物占了其中之三，由此可见汉代阜阳经济文化的繁荣。

　　西汉二十八宿圆盘是由木制漆盘与星宿刻盘组合而成的古代天文测量器具，1977年出土于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合葬墓。上盘直径23.6厘米、边厚0.4厘米，下盘直径25.6厘米、边厚0.5厘米。上盘面刻有6个圆点，与盘心孔共同构成北斗七星图案；盘面上通过圆心划有十字线，边缘密集排列着一圈小圆孔，总计365个。下盘刻有二十八星宿名称及其距度，星宿名称与上盘小圆孔相互对应。圆盘与支盘架组合而成“圆仪”，是国内迄今所知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比西方天文学家16世纪才广泛使用的赤道式仪器早了约1700年，其测量的天体角度与现代仪器测量结果相差甚微，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天文科技的先进水平。

　　同为“镇馆之宝”的阜阳汉简，为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简牍之统称，总计9000余片。“竹简出土于椁室东边厢漆笥内，因墓葬早期遭盗掘，椁板塌毁，竹简被挤压成块状，虽经考古工作者悉心揭剥分离，但均已残断。”阜阳市博物馆讲解员孙荣荣介绍道。

　　阜阳汉简目前已整理出《诗经》《周易》《苍颉篇》《万物》《刑德》《日书》《春秋事语》《儒家者言》等20余种，皆为汉代以前文献的早期写本，存世数量极少。其中，《诗经》《周易》《苍颉篇》等13种简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阜阳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秦汉时期文字演变与学术传播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鎏金铜座玉杯出土于安徽省涡阳县嵇山崖墓，由羊脂玉杯身与鎏金铜杯座组合而成。杯身呈直筒形，平口、直腹，轻薄透亮，器壁打磨光滑，下端卡入铜座。杯座上部为盏形，足部束腰，圈足呈喇叭形，内壁鎏金，外壁及底内描金，绘有应龙纹、云纹、柿蒂纹等华美纹饰。整器融合汉代制玉、鎏金及描金技法，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与优雅的审美品位。

　　此外，汉代铜鎏金嵌宝石熊形器足、玉舞人佩、铜辟邪、彩绘高台灰陶仓楼、绿釉陶狗等文物，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汉代阜阳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

　　领略颍州风流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在北宋文学家苏轼看来，颍州西湖是可与杭州西湖媲美的名胜。北宋时期，阜阳先后称作颍州、顺昌，经济文化极为昌盛，晏殊、欧阳修、苏轼等文豪曾在此任职并著诗，吸引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展厅中以沙盘呈现了古颍州西湖的秀美风光，沙盘上可见西湖书院、六一堂、苏堤等古建筑。欧阳修晚年致仕后归居颍州西湖之畔，自号“六一居士”，其意为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一位老翁居于其间。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赴杭州任职的苏轼途经陈州其弟苏辙处，兄弟二人相见甚欢，随后专程前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展厅中再现了三人在六一堂相聚的场景，欧阳修端坐于正中，苏轼、苏辙并立于两侧，三人谈诗论文，其乐融融。

　　展柜里陈列着几枚宋代金牌饰（香囊），均呈椭圆形。其中一枚正面錾刻花卉图案，中部开光处有一主佛坐于莲花座上，褒衣博带，闭目低垂。莲花座下有一片硕大的荷叶承托，二侍者双手合十，立于莲蓬上，边缘为缠枝花卉纹。这些金牌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折射出宋人之风雅。

　　明清时期，阜阳为四方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博物馆以实景还原的方式让观众领略颍州古城的风貌：巍峨的城墙上镌刻着“颍川重镇”4个大字，钟鼓楼建于其上，穿过城门，可见得月楼戏院、小有天酒楼、聚星书院等，商贾云集，市井繁华。

　　“博物馆的使命不仅是收藏和展陈，更要让文物走进大众生活。我们通过精心的布展、丰富的社教活动和多元的传播方式，让大家深入感受阜阳璀璨的历史文化。”阜阳市博物馆馆长刘建生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1月06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