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红

　　有次听一位作家的讲座，他提到小林一茶的俳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他笑着表示难以理解，苍蝇搓着脚，不是在传播病菌吗？怎么能入诗呢？

　　没错，我要是见到苍蝇在那里搓手搓脚，就算不去找个苍蝇拍子，也不大可能像这位诗人那样被它萌到。

　　但是朱自清就能欣赏这句诗——

　　“这种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这一句诗就懂得我所谓静趣。中国诗人到这种境界的也很多。现在姑且就一时所想到的写几句给你看：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像这一类描写静趣的诗，唐人五言绝句中最多。你只要仔细玩味，你便可以见到这个宇宙又有一种景象，为你平时所未见到的。”

　　是不是看得一脑门问号？苍蝇搓脚还能跟“采菊东篱下”“临风听暮蝉”放在一起归类？但“仔细玩味”，也不是不可以。

　　“静趣”的关键在于“观者之心”，而不是“被观之物”。它不是要求场景必须寂静无声，你像“临风听暮蝉”本身就有声音，是要求观者内心摒弃一切功利、好恶、成见的纷扰，达到一种高度的专注与空明。

　　在这种状态下，心灵就像一面擦拭干净的镜子，能映照出事物本身的存在之美，而不去判断它是“美”是“丑”，是“有益”还是“有害”。

　　另外，它也是从“人类本位”转换为“宇宙天真”，暂时悬置了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看到一个生命体在全神贯注地进行它的日常活动——“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当这个动作，被纯粹静观，就呈现出一种微小生命的专注、自得，甚至有一种笨拙的趣味。诗人瞬间捕捉并共鸣了这种生命自在的状态。

　　我们的审美里太容易有价值判断，几乎时刻都根据各种既定观念给万物排序。《枕草子》里说：“高雅的东西是，淡紫色的衵衣，外面着了白袭的汗衫的人。小鸭子。刨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椀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常美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高雅的。”

　　别的倒也罢了，冒出个“小鸭子”是什么意思？也有译者解释为鸭蛋，但鸭蛋也很难说“高雅”啊！且慢，真的不可以吗？清灰色的鸭蛋，有着优美的弧度，怎么就不能言“高雅”？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只梨子可以美得很高雅，鸭蛋就不能？也许因为在画作上，在古典诗词中，梨子会被一再呈现、歌咏，“梨子”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水果，而是一个承载了诗意与美感的符号。

　　鸭蛋被锁定在“功能”与“世俗”的语境中：鸭蛋的背景通常是厨房、餐桌、市场。它的首要联想是“食物”——是咸鸭蛋、皮蛋，是早餐。它被牢牢地框定在日常的、实用的，甚至有些油腻的烟火气里。我们极少有机会脱离这个语境，去纯粹地凝视它作为“物”的形式本身。

　　“高雅”不再是事物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一套由特定文化（通常是文人士大夫或宫廷趣味）所定义和传授的分类标准与情感反应。我们通过学习知道梅花、白雪、水晶是高雅的，这种认知成为本能。鸭蛋从未被纳入这个“高雅”的经典名录，于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困惑。

　　所以，问题不在于鸭蛋能否高雅，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以及能否关闭脑中那套喧嚣的“意义兑换器”，关掉它，创造力就能迸发出来。

　　张爱玲曾说她每天的必经之路上风景很美，她看了两三年，仍然不能对之熟视无睹。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写道：“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美不就够了么？”

　　很有意思的一问，为何赞美一只普通篾篓会显得底气不足，而一旦将它比作“篱上的扁豆花”，引向自然和田园，审美便获得许可？张爱玲从根本上质疑了那种只有“远方”和“非凡”才值得书写的审美霸权，把目光平等地给予常见的、都市的、琐碎的，甚至有些“俗气”的事物。

　　如果你也有过张爱玲这样的质疑，就比较容易理解杜尚对现成品的热衷了。1917年，杜尚给“独立艺术家展”送去了一个小便池，题名为《泉》。

　　这个后来成为杜尚代表作的作品，在当时看上去极为冒犯——放现在应该也会。它平平无奇，就是杜尚顺手从店里买来的，还没有署名，很像一个不怀好意的恶作剧。

　　有人咆哮着拒绝接受它，但这个展览的原则是自由，就是给钱就能参加。杜尚的好友阿伦斯伯格为其辩护：“这东西从它的实用功能解放出来，把一个动人的形式披露出来，因此人家提供的其实是一个美学的贡献。”据说当时杜尚就在场，并在一边窃笑不已。

　　我将这番话理解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这位好友对于世俗的戏仿与嘲讽。所谓“动人的形式”“美学的贡献”的说法，这些世人终于能接受的词汇，恰恰是杜尚所摒弃的，他曾经说：“我们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词或句子中，事情就全都会走样。”他要通过《泉》这类现成品，倡导的是“没有美，没有丑，没有任何美学性”的现代艺术。

　　杜尚还创作过一些“现成品”，我敲下“创作”这两个字时有点犹豫，把一个自行车轮用螺丝固定在一张高凳面上算创作吗？另外一些作品，瓶架子、挂帽子和衣服钩子干脆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杜尚传》的作者王瑞芸这样解读：他看得出，所谓艺术活动，不过就是人类的无数种行为之一，它的出现是由于需要，跟我们烹饪或者制作实用器皿一般无二。但我们人类的心思却喜欢对事物起分别心，给自己的行为作区别分类，这样的结果就产生了等级。

　　不要总觉得诗在远方，创作的根基是凝视当下。我是一个副刊编辑，像钱玄同那样喜欢鼓动别人写作。有时候听到别人说话生动有趣，就会建议人家写下来。但当我看到成稿，发现光彩全无。

　　那些毛糙而独特的细节完全被舍弃，作者入乡随俗般转换成各种套路，比如若是写父母，一定会写背影。但是《背影》所以动人，是因为写出父亲攀爬铁轨的背影是“肥胖”而“笨拙”的，还写出“我”自以为长大成熟时，那种对于老父亲的轻藐与不耐烦，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恰恰让读者有一种隐秘的会心。模仿者没有勇气书写这些，只能写那种光明的，可以轻易袒露的，以为应该被赞扬的细节，这种取舍就是买椟还珠去菁存芜。

　　我认识的一位女作家连谏，小说写得极好，但她更热衷在朋友圈分享包饺子、蒸馒头、赶集、健身等琐屑日常。她说人家很难猜出她是个作家，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年妇女。她的语气里有一种自得，我将这种自得，视为有意识的对于某种等级制度的警惕。

　　“中年”与“妇女”都是客观描述，但在世人的评价体系里，等级不够高，作家原本是一种职业，却被投射了很多幻影。“作家”听起来好像更高级，更风雅，但是，当一个人过于认同“作家”这个身份所附带的文化想象——那种应当“与众不同”、应当“深刻风雅”的期待——TA的目光便可能从活生生的人与事上飘离，转而投向一个由概念和姿态构成的虚空。

　　这位朋友沉浸于寻常，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抽离。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在厨房里双手沾满面粉时，她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被最大限度地稀释，而作为“人”的感官却被充分地打开。她将自己锚定在尘世，保持对生活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创作准备。

　　创作不是另造一个别处，恰恰在于能否欣赏“伟大的日常”——并非指事物本身伟大，而是“如其所是”的凝视，让存在得以毫无遮蔽地显现。它不是逃离喧嚣，是在内心腾出一片“林中空地”，让万物如其本然地降临、矗立、生辉。这片空地上映照出的，既是事物毫无伪饰的真容，也是我们未被概念缠绕的，因而自由而清醒的心灵。

　　《文汇报》（2025-12-31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