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看不懂、太深奥、不实用……提起哲学书，许多读者如此抱怨。

　　人人畏惧看不懂的书，但从看不懂，到半懂不懂，再到假装懂了，恰恰构成了阅读中最有价值的过程。

　　曾有古希腊人求师于欧几里得，称愿学一点实用的东西，欧几里得却大怒：给这人一点钱，把他轰走，他难道不知欧几里得从不研究实用的东西么？

　　人生在世，总要研究一点看不懂、没用处的东西，以证明自己还活着。

　　我们都被困在一个信息过剩的世界中，久已失去曾经的那种接触新知时的狂喜、兴奋和激情，因为答案太多、解释太多，启示却太少，我们太需要一本书来打开视界，去怀疑正坚信的东西，去克服经验后的疲劳，去激发沉睡的创造力……

　　那就不如读一读这四本言简意赅、晓畅明白的小册子——经历过它们的人生，应有不同。

　　追问本质，不如追问事件

　　萨特在其名著《存在与虚无》的前言中问道：如世界真有本质，那么是谁把它放到物质之中的，又让一小部分人能正确认识它？

　　萨特的意思是，二元论者必迷信上帝，或用“世界本来如此”等自愚。你永远无法说服本质论者，他们不断以自认的“本质”“规律”戕害着世界，却从来也证明不了其实存，完全无视世界还有更广阔的“无本质、无规律”的部分。

　　作为人，我们真能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与规律吗？一方面，人类所知太少，与浩瀚宇宙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另一方面，人类智慧有限，尚无法面对更复杂的物理世界，遑论其他。更重要的是，人是世界的受造者与参与者，该如何获得造物者与局外者的信息？无相关信息，如何抵达本质与真理？

　　“本质”“规律”“真理”等可能只是一个个诱人的目标，指引人类前行，人类永难达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本质”“规律”等可望而不可及，为什么从直觉看，它们又似乎实存？似乎人人都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一些道理？

　　这正是现代哲学的转向处：从探索本质，转向探索事件。

　　在“本体论巨人”时代，哲学家们试图寻找并概括世界的本质。而现代哲学家们则意识到，此路难通，所谓“本质”“规律”，是经历一个重大事件后，才呈现出来的。

　　该事件犹如奇点：无生命诞生，则无人知世界恒动；无工业革命，则无人知发展；无科学诞生，则无人知定律……当人们说定律、运动、发展是本质时，概括的不是世界本质，而是这次事件的本质。这种奇点性事件可大可小，如创伤的童年记忆、教育、人生选择、战争、消费社会诞生……我们试图将奇点事件置入逻辑化、故事化的语境，于是，“本质”“真理”被集体创作出来，反过来左右了深信它的人们。

　　《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梳理了从马克思到福柯，再到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人的哲学理论以及这一哲学转向的发展路线，试图唤醒沉入“绝对理性乌托邦”中的人们，为何从向往自由，变成向往“信奉理性的自由”？而当我们为“本质”争吵不休时，是否忽略了真正的主角——事件？

　　重真的当代人，为何怒气冲冲

　　真，是当代人的道德基石。

　　真善美曾为一体。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柏拉图呼吁走出“洞穴”，勿把幻象当真实，但《理想国》中反复谈的是善和美。现代人割裂了它们的关系，因为善、美皆为主观体验，无客观标准，真则可检验、可重复。故善美被忽略，真成独大。

　　以“真我”为号召，资本主义推翻原有社会建构，人生意义不再是寻找灵魂，而是“让真我主宰一切”。独重真，既是科学需要，亦是商业需要——商人渴望买真货、收真币、守真诺。

　　可独重真的现代人，为何不如古人快乐？独重真后，人类的冲突为何并没减少？互联网普及后，人类社会纷争更剧，对立双方价值观、话语方式等高度一致：秀自己真实，责对方虚伪。他们本应是朋友，却成死敌。

　　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中，作者提出一个标准的哲学问题：世上只有一个真吗？

　　事实是：真是多元的。人人言真，定义却都不同。可人人又都坚信，只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真。求真因此有了排他性和攻击性——人人担心自己的真被否定，他人的真被认可，焦虑如影随形。网上的我们会瞬间被激怒，落入非此即彼的圈套。

　　其实我们未必更重视真，而是我们在争夺对真的阐释权、表演权。明星们动辄失言，努力装成普通人，因为在独重真的时代，扮演真才能生存。然而，“网红”们还是抢走了话筒，卡戴珊敢拍摄并发布违禁视频，装作是一场意外；她敢张嘴爆粗；敢坦然说：我没什么才艺……对看客来说，卡戴珊太真了，真到把承认自己虚伪，也变成真的卖点。卡戴珊的红是必然的，而这才是最可悲处。

　　以真为名，人类正落入系统性造假的世界：英雄被埋没，却在批量生产名人；能销售的才叫真，前提是造假；越粗野无耻，就越真；所谓个性，就是没个性地谄媚市场……更要命的是，消费主义已准备好用户，他们共享相同的自我画像：丧、缺钱、没前途、讨厌工作，正坐等被虚假的“真”抚慰。

　　“社会越来越沉迷于倾诉，沉迷于挖掘自我深处闪光的内心”，幻境中的我们该如何脱困？本书没有答案，只留下追问。

　　我们还能听懂音乐吗

　　“音乐只有与其身处的物质、文化、社会环境‘协调一致’了才能发挥作用。”在《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中，英国哲学家提亚·德诺拉这样写道。

　　本书是一次思想冒险，以回答“阿多诺之后，还有什么”之问。

　　阿多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的“音乐社会学”颠覆以往认知：音乐非天籁，而是权力博弈的产物。有权者决定哪段音乐可写入教材、立为经典，成为后人创作的前提——一代代学生被要求向大师“学”，才能“懂”音乐。经反复演奏、解读、模仿，优美、深刻、流畅、创造等概念被固化，成了学习音乐者难以挣脱的桎梏。

　　作者指出，没有天然的好音乐，“好听”是欣赏力被规训的结果。而音乐的真正源头是恐惧，当个体渴望融入集体，他会努力顺从集体的审美、仪式和道德秩序。这种顺从驯服了理性，剥夺了个体的批判力。而每次对乌托邦的致敬都使人“物化”，即服从环境，主动把自己变成环境的一部分。

　　“物化”作为认知暴力，个体因此把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刻意扭曲真实，误认为这就是立场坚定。对自以为正在“欣赏音乐”的人们，阿多诺发出当头棒喝：“人类听觉正在退化中。”

　　本书作者是阿多诺的忠粉，却犀利地指出：阿多诺伟大而睿智，但他的批评来自“本体论思维习惯”，解构有余，建构不足，因为他忽视了音乐作为特殊知识，有特殊的生产过程。

　　音乐固然是特定时空中事件的参与者，但它并不完全被动，它可以塑造观念，也可以交流情感和体验。音乐被所处的时代塑造，也在塑造时代。阿多诺的批判固然对思考个体如何生存等有贡献，却远离了音乐。而提到音乐时，人们总是更关注“音乐造成了什么”，并非“什么东西造成了音乐”。

　　本书最美妙处，在于呈现出标准的哲学思辨过程：哲学会一次次回到前贤原有的命题上，重新展开思考。音乐永在，对音乐的思考亦永在，这才是哲学的核心价值，相比之下，结论反而不那么重要。

　　警惕“增强”式景观

　　“我们足够好了吗？如果不是，那么可以如何改善我们自身？”这是“人类增强主义”者朱利安·萨乌列斯库和尼克·波斯特罗姆在《人类增强》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人类社会似正面临“历史终结”之虞：“硬”发明越来越少，人们渐失设计未来的兴趣与能力，持续增长的神话遭质疑……“人类增强主义”则为继续进化注入激情：我们将从人类走向“增强人类”，从生物变成“生物+机械”的组合。

　　所谓的“增强人类”，寿命更长、疾病更少、体力更强……这看上去像是一幅美景，而《“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的作者、德国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却对此提出质疑。所谓“更好”，是据当下标准提出，特指能力提升，可假如人人都成了职业网球手，就会成为更好的世界吗？

　　作者指出，人并非自身的真正“作者”，天赋本是“礼物”，“人类增强主义”者却认为它是应得的，并试图用技术攫取更多，这将造成概念贬值。正如美容消灭了美感，手枪消灭了勇敢，在“增强”世界里，不聪明、数学不好、相貌平平等不再是“天赋使然”，而是个体负全责，多少人愿背这么大的压力？

　　“变好”非人生义务。人不是动物，“不具有任何既定本质”，可不受制于天性，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非必须成为的人。“增强”反而把人贬低成动物。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况且，超忆症患者的痛苦来自惊人记忆力、白血病患者的痛苦来自更强免疫力……“增强”可能给人类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

　　其实，“人类增强主义”早融入现实，在学校、职场中，只重能力、过度竞争、提倡“狼性文化”等等并不罕见，个体因此承受巨大痛苦后，许多人却误以为“生活本来如此”，主动内卷，并将更多人裹挟其中。

　　人能变得更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如何认识人。要想勘破“增强”“进步”“更好”“效率”等现代景观，需要哲学的参与。对人类发展而言，科学是美好的，但不可获得独断地位；而作为“无用之学”的哲学，应成为一股平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