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晨

　　历史作家李开元很受大众读者的欢迎，读他的书，人们仿佛沉浸在解谜游戏里，像侦探一样去推理各种谜题。这种历史作品的写法，看上去容易，其实扎根于李开元长期以来贯彻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他自己概括的，叫“3+N”历史推理法。

　　李开元认为，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是一个“3+N”的世界：史真，也就是往事，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史料，也就是往事遗留信息的载体，是历史学的第二世界；史著，也就是史家依据史料推想史真所编撰的著作，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基于史著的延伸编撰，都是历史学的“N”的世界，比如文学和影视、教育和宣传、娱乐和旅游，包含了种种出于各种目的的演变。

　　在李开元看来，“3+N”的历史学观，是一个多层结构的破案工具。掂量这个工具时，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书写的史著、衍生出来的故事、编导出来的影视剧，可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但我们离历史真相的距离也可能越来越远。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揭开历史谜团，由“N”返回到“1”。

　　李开元的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就是他运用“3+N”推理法，在历史学写作领域的又一次实践。“荆轲刺秦”是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史记》对此的描写，高潮迭起，精彩至极。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停留在叙事层面去领略事件的过程，很少人拥有李开元这样的思想意识，把这篇名文当作解读秦汉历史的密码。

　　李开元结合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的研究，认为这篇名文之所以那么精彩，是因为它很可能是口述材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这位口述者就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在舞台演出中多余的人”——御医夏无且。夏无且在刺杀现场，目睹一切发生，他还以药囊投掷荆轲。根据《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曰”记载可发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与公孙季公和董生有交往，这两人与夏无且又有交往，夏无且把事情讲给了这两人听，他们后来又转述给了司马谈，这才变成了《刺客列传》之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就是说，“荆轲刺秦”基于亲历者的口述，它的真实程度是很高的，如果重新推敲和审视出现在故事里的各种细节，可以揭开哪些历史真相呢？

　　比如，文中写道“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在后人看来，这个细节很值得怀疑。导演陆川为了拍摄需求，试验过，“背在背上，根本拔不出来”，导演陈凯歌采取的策略，是安排一位太监，在秦王奔逃的途中，顺手摘掉了秦王的剑鞘，于是秦王挥剑砍击荆轲。那么，这难道是《史记》乱写的吗？

　　李开元怀着这个疑问，探访文物学家孙机先生，通过孙先生《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这篇文章，才剖解了秦汉佩剑法的根源，也解开了“王负剑”的谜题。原来，这跟秦汉贵族的服饰装扮大有关联，用剑带贯璏配长剑者，只有将剑鞘沿着剑带推至腰身后，使得剑鞘前短后长，才能将剑拔出来，这就是秦王“负剑”当时的语境再现，是历史的生动还原。

　　继续推敲，这故事里还包含着很多谜团：太子丹送荆轲，为何在易水？督亢在哪里？荆轲为何想要生擒秦王？……李开元同样运用“文本记载”与“实物证据”交叉验证的方法，逐步拨开历史迷雾。《刺秦》的写法，很像侦探对比证词与现场痕迹，逐步完成了充满逻辑链的“线索拼图”，让读者也参与到解谜游戏之中。

　　李开元的这种写法，其实由来已久。比如，他的代表作《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围绕嬴政身上的各种谜团，采用侦探推理的形式探讨学术疑案。这些谜案的证据主要来源，一是考古的遗址、遗物，一是典籍记录的蛛丝马迹，李开元将两者相互对应，仔细推敲，仿佛完成法律的鉴定和取证工作。“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在李开元看来，不论古今，人性是相通的，如果事情违反常规，要么其中有隐情，要么原有的判断是错误的。

　　除了“荆轲刺秦”，《刺秦》书中还有对李斯《谏逐客书》、对《史记》另一名文《鸿门宴》等的解读。如果说“3”让历史推理有了严谨的骨架，那“N”就为其注入了鲜活的血肉。李开元在“3”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各种有趣的假设，比如“刺秦”如果成功，局势会变得如何？以此分析了当时秦国各派势力的博弈，为关键问题列出了“N”种可能。

　　通过对文本语句的细致分析，通过对秦汉历史细节的重构，李开元带领读者重新进入了历史现场。比如，李开元对《谏逐客书》历史背景的挖掘，呈现了《逐客令》出炉前夕秦朝政治动荡的紧张局势，提出大胆的推想，认为《逐客令》背后的推手，是以新任丞相昌平君为代表的秦国宗室大臣。秦国长期以来“亲贤并用”的国策维持了其稳定和进取，而秦始皇“任人唯贤”的做法是秦帝国突然崩溃的重大原因之一。李开元认为：古往今来，用亲以求稳定，用贤以求进取，亲贤并用，才是治国之道。这个结论，的确够大胆的。

　　从《秦谜》到《刺秦》，我们不断感受到历史阅读的魅力。“3+N”的推理写作，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的历史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多元的历史空间。“3+N”最大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它不把历史变成材料堆砌的学斋、封闭式的“知识罐头”，而是变成一个充满线索、等待探索的“解谜现场”。传世文献是“目击者证词”，考古实物是“现场物证”，合理推想是“侦探的逻辑链”，从“1”到“3”，它努力达成历史研究的多角度、多维度，而“N”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无数种可能，是留给每个读者的思考空间。

　　不过，“3+N”是一种侧重于细部研究的方法，它的推理过程和成书体系难免显得分散。如果想要获得更整体的、更深刻的历史认知，不妨再读读吕思勉、阎步克、李学勤、秦晖等著名学者的代表作，获得宏观的视角。宏观可以高屋建瓴，微观可以洞察明晰，推开历史的重重门扉，让我们去发现历史遗留的更多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