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思

　　当我们穿越千年文海，常会与苏东坡的旷达身影不期而遇，却少有人注意到那个与他并肩而立、风骨嶙峋的黄庭坚。宋人早已将“苏黄”并称，而今东坡之名如日中天，山谷之声却似幽涧清泉，虽不绝如缕，终未得广传。其实若细加品察，苏之豁达恰显黄之坚挺，苏之天纵英才正衬黄之专精沉潜，这两位文化巨匠犹如双峰并峙，各具风流。在中华文明的星图上，黄庭坚以“内求”为舟楫的处世智慧，尤其值得当代重新发现。

　　（一）

　　修河汤汤，如同永不枯竭的源泉。1067年，从双井村的青石板上走出的黄庭坚考中新科进士，23岁的他离开家乡之时不曾想到，他的诗学思想将如这修河之水，滋养中国文脉如许多年。

　　在德州德平镇的春夜，41岁的黄庭坚听着绵绵春雨，给远方的友人黄几复写信。墨迹在灯下晕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看似平淡的诗句里，藏着他对诗歌创作的独特理解——既要“无一字无来处”，又要“点铁成金”。当同时代的诗人还在唐诗的情韵中流连，他已开辟出一条依靠学问锤炼的新路。

　　江西诗派的诞生，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观。吕本中绘制《江西诗社宗派图》时，黄庭坚已逝世6年，但他的诗学精神却如星火燎原。陈师道焚毁旧稿专心学黄；曾几将黄庭坚诗集几乎翻烂。这些散居各地的诗人，因共同的艺术追求结成精神同盟。方回提出的“一祖三宗”之说，更将杜甫与黄庭坚的诗学血脉紧密相连。

　　缪钺先生以“荔枝与橄榄”妙喻唐宋诗之别，而黄庭坚正是这枚橄榄的培育者。他的诗如寒梅秋菊，须细细品味方能得其真味。在泰和任上写就的《登快阁》，“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以最寻常的字词，构筑出前所未有的澄明之境。这种不求天赐灵感、但信人力可及的创作态度，正是“内求”精神的诗意呈现。

　　江西诗派的命运如同它的开创者，始终在争议中前行。王若虚批评其“不及古人”，谢榛指责宋诗“殊无思致”，但这些声音恰好证明了黄庭坚开创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杨万里从江西诗派入门而创“诚斋体”，姜夔得其精髓而词风独绝，直至清代“同光体”仍延续着这种创新精神。黄庭坚以他特有的方式告诉后世：不必成为第二个李白，但可以成为第一个自己。

　　（二）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秋江上，57岁的黄庭坚摩挲着手中的诸葛笔，忽然想起20年前与苏轼的那场关于书法的“交锋”。“树梢挂蛇”与“石压蛤蟆”的戏谑背后，是两位艺术巨匠心灵的相知。

　　黄庭坚的学书之路充满传奇。他自述师从周越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直到看见船工拨棹，才恍然大悟笔法真谛。这种从生活中悟艺理的本事，正是他“内求”智慧的体现。在黔州贬所，他观山势悟结体，见担夫争道悟章法，甚至由江声夜吼也能联想到运笔的节奏。万物皆可为师，只因他心中有镜。

　　现分别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诸上座帖》与《松风阁诗帖》，堪称黄氏书法的“双璧”。那舒展的长笔画如松枝遒劲，流动的线条似星河灿烂，特别是他独创的“辐射式”结构，每个字都如花朵绽放，在“二王”体系外另辟蹊径。面对晋唐高峰，他既不盲目追随，也不刻意回避，而是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主张。

　　4.368亿元成交的《砥柱铭》，印证了黄庭坚书法的市场价值，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价值。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写道：“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这样的“反俗求真”，道出了他书艺的灵魂。被贬戎州时，他在陋室中每日临池，将人生的困顿转化为艺术的养分。晚年谪居宜州，他更悟出“无法之法”的真谛：“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

　　黄庭坚与苏轼的书法情谊，尤其令人动容。虽互相调侃，却惺惺相惜。苏轼被贬惠州，黄庭坚悬其画像焚香礼拜；苏轼由衷赞叹黄庭坚书法典雅大方，有磊落之姿。这种超越个人喜好的相知，恰是“内求”者之间的精神共鸣。当一个人足够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就更能欣赏他人的独特。

　　（三）

　　崇宁四年（1105年）的宜州戍楼，61岁的黄庭坚在四面透风的城楼上研墨。城南市集的喧嚣与屠宰场的腥气扑面而来，他却在这里写下：“似僧有发，似俗无尘。”8个月的被羁管生涯中，当权者三易其居折磨他，他却将陋室题为“喧静斋”。某日暴雨穿漏，书籍尽湿，他反而笑对来访学子：“欧阳公‘环滁皆山’之乐，殆不如吾烟雨满楼之趣。”

　　这般硬骨，自有其精神谱系。他直言“老夫性刚而累俗”，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堪比嵇康临刑索琴的从容。他赞叹颜真卿书法“如忠臣烈士”、杜甫诗歌“锱铢不媚”，这些前辈的气节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元祐年间编修《神宗实录》时，他坚持记载“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当权贵厉声诘问，他昂首应答：“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宋史》记载此刻“闻者壮之”，这掷地有声的直辞，延续着太史公“人固有一死”的决绝。

　　谪居黔州时，年过半百的黄庭坚在蜀地群山中找到精神契点。他细述“得破寺壖地，自经营，筑室以居”的经历，自称“黔中老农”。3年后移至戎州，从艄公荡桨之势悟出笔法真谛，书法史从此留下“长枪大戟”的书体。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养分的本事，源于他处理灵肉关系的独特智慧——硬骨不是对外界的抗拒，而是内心的自洽。

　　苏轼虽戏称其字“如树梢挂蛇”，却郑重评价：“鲁直诗文如精金美玉，超逸绝尘。”更深刻的理解来自南宋汪应辰：“山谷为人，疏通乐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夺。”这“疏通乐易”与“毅然不可夺”的矛盾统一，恰是黄庭坚硬骨最动人的特质。“乌台诗案”发生时，他因与苏轼通信被提审。当新党逼迫他指证苏轼诽谤朝廷，他坦然道：“苏子瞻何罪？庭坚可证者，唯其忠义而已。”这份雪中送炭的胆魄，令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由衷赞叹。

　　清人陈廷焯以“倔强中见姿态”6字评点山谷词，这何尝不是其人格的写照——倔强是铁画银钩的底色，姿态是寒梅疏影的风华。近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黄庭坚与范仲淹并置，认为他们共同塑造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文化基因。在宜州，于生命将逝尽的时光，黄庭坚写下“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但真的老尽了吗？当其地山民至今以新麦祭奠“山谷祠”，当戎州江畔的《竹枝词》依然传唱，那颗少年心早已在民间生根发芽。

　　（四）

　　在中国道德史上，黄庭坚以朴素的方式诠释了“道不远人”的真谛。他被列入“二十四孝”的事迹——其母“病弥年”，他每夜亲自为母亲清洗便桶——虽不是惊天动地之事，却折射出人格的动人光芒。苏东坡在举荐奏章中特别提到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这8个字的分量，远胜各种华美辞章。

　　这种道德实践，早在青年时期就已显现。初入仕途任余干县主簿时，他写下“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这10个字成为他一生宦海的灯塔。在叶县组织地震救援时怀揣“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自责，在太和县抵制虚报盐课坚持“以平易为治”，这些选择背后，是始终如一的民本思想。他题写于县衙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后来被宋高宗颁行全国，成为影响一代吏治的“御制戒石铭”。

　　他与苏轼的师友情谊，尤为珍贵。元丰元年（1078年）春，他主动写信给名满天下的苏轼，附上《古诗二首上苏子瞻》。苏轼回信盛赞其“超逸绝尘”。待到元祐元年（1086年）春，两人京城相见，3年间唱和诗词百篇，世人始以“苏黄”并称。更为难得的是，这份情谊从未因党争而改变。晚年同遭贬谪，仍书信不绝；苏轼去世后，黄庭坚在家中悬像焚香，日日致敬。在北宋党争激烈的时期，这种始终如一的交往，需要何等的道德与勇气！

　　黄庭坚的道德观深植于家族传统。双井黄氏的“樱桃书院”将“百行之首，以孝为先”奉为圭臬，《黄氏宗谱》专设“敦孝友”的训诫。但他并非机械继承，而是在融汇儒释道精髓后形成独特理解。在《家训》中，黄庭坚通过目睹的家族兴衰，向儿子揭示“家和万事兴”的朴素真理。他描绘某些大族从“金珠满堂”到“特见废田不耕”，直至“有缧系于公庭者”的变迁，语重心长地告诫：“人生饱暖之外，骨肉交欢而已。”这些教诲，源于他对“硬骨”与“道德”关系的深刻理解——硬骨是处理灵肉关系的根本，道德是人际关系的枝叶，根本若正，枝叶自荣。

　　黄庭坚逝后得谥“文节”，“节”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他书写《幽兰赋》，赞美幽兰生于偏僻之地，不为人赏，却能不卑不亢的品格，又何尝不是他的自我写照？在中华文明的星空中，黄庭坚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但他以“内求”为灯、以“硬骨”为桨的处世智慧，却为后世留下珍贵启示。

　　当我们重访黄庭坚的精神世界，会发现他早为我们准备了一份“解药”——在向外追逐的时代学会向内扎根，在迎合潮流的风气中保持人格独立。他的诗学告诉我们创新不必割断传统，他的书法示范了如何在学习中超越，他的硬骨证明困境可以锤炼心性，他的道德展现了大写的人该如何立于天地之间。

　　今日重提“苏黄”并称，不是要分高下，而是求互补。东坡教会我们如何热爱生活，山谷则示范如何坚守自我。如果说东坡是奔涌的大江，山谷就是深邃的幽涧。大江滋养万物，幽涧映照本心。在中华文明的生态中，我们既需要东坡的豁达，也需要山谷的坚挺。而黄庭坚那份“内求”的智慧，恰如修河之水汤汤不绝，告诉每一个在物质丰盛中精神困顿的现代人：真正的光明，在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