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

　　“（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在北京的历史长河中，最早对胡同进行大规模收录和系统介绍的，当属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编撰者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收集胡同的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胡同）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在此以前，胡同只是城市里贫民居住的无名小巷，古代也称衕、弄或衖。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记载元大都街制：“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熊梦祥系南方人，知道火巷和弄都取自南方，特别注明“衖通二字本方言”，即“衖通”乃吴语方言里的弄堂，揭示了衖通在南方念弄堂、北京念胡同的一词两音（义）。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

　　明代对胡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把胡同列为街巷通名，还把北京城里金元时留下的384条火巷、29条衖通全部划归胡同，使胡同一下子增加到465条，至此胡同与巷之间已经没什么区别。这些横平竖直的胡同整齐地排列在棋盘式道路网格内，恰似血脉一般与井然有序的城市细胞四合院紧密连通，构建了明北京城的整体布局。

　　不过明代胡同的写法，比现在复杂，在胡和同这两个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写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让人随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两个字写起来不方便，才有了简写的“胡同”。我们至今所见官府正式对胡同的命名，便出自《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堪称“北京胡同第一书”。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除记述了明朝北京五城36坊的名称、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还“附载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墓、关梁……披图而观，京师之广，古今之迹，了然于目，视如指掌”。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京师，无论文化教育、户籍管理都成为朝廷要政。彼时，除五府六部以外，还设有锦衣卫，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明史·食货志一》记载：“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各级官吏还要挨街挨户核查户口，置户帖。这也是《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里所言“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的背景情况。

　　这里要补充一件史实，张爵虽编纂北京胡同第一部专书《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系统收录了旧时北京胡同，但却非“衚衕”二字的创始人。在张爵以前，朝鲜人崔世珍所著的书籍中，已有“衚衕”二字。崔世珍，朝鲜忠清北道槐山人，1503年登科,官至同知中枢府事。主要担任承文院提调,掌管外交方面的来往文件，兼任讲隶院教授,讲授汉语,培养翻译人才。明武宗十二年（1517年），崔世珍编纂《四声通解》，用朝鲜文给汉字注音释义。在《四声通解》和《老乞大谚解》中，已有“衚衕”二字，比《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早约40年。

　　从张爵所言“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我们推测其工作或与管理街巷的锦衣卫有关联，或者他就在锦衣卫里任职，但无法确认其具体身份。直到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永定门外蒲黄榆发现张爵和他妻子王氏的合葬墓，同时出土长达一千二百多字的墓志铭，才使我们对他有了全面了解。

　　据墓志铭载，张爵字天锡，别号省庵，又号竹坡。原籍湖广德安府应城县，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初，他的高祖“占籍燕山前卫军役”，由此来到北京。明正德年间，张爵在湖北安陆州（今钟祥市）兴王世子朱厚熜府内充任书办。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因请封事抵京，听到要迎朱厚熜为帝的情报，遂不惮夙夜，七日返府，密奏秘闻，因而受到赏赐。朱厚熜登基，以张爵“扈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此后，张爵一直任职锦衣卫，由百户一路提升至千户、指挥佥事、指挥使。

　　嘉靖三年(1524年)以后张爵“掌街道房事”，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他的特殊身份便于接触到有关机要资料，因此书中所记真实可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张爵辞官归家，因“自幼好读司马温公（司马光）《通鉴》（《资治通鉴》）及唐诸家诗，晚年犹不释手”；“归田来，以琴棋结社，召集朋侪，非订究往迹，则吟咏情性，至于朝政，绝口不谈也”。从“绝口不谈”可看出他心思深沉，为人老练。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在不到一年里，张爵“订究往迹”完成了《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的编写，它既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记录都城坊巷胡同的完整专著，也是研究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珍贵史料。

　　（作者为北京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