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

　　宋文帝元嘉三年，归田已二十一年的陶渊明写下这样一首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陶渊明雕像

　　这首《乞食》，在习惯标签化解读古人的读者眼中，实在是一首太不“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放下高贵的自尊，向不熟悉的富户乞借粮食，情状尴尬；主人善解人意，殷勤接待，不仅馈赠粮食，而且留下诗人饮酒谈天，化解了求助者的难堪；诗人感激无以言表，竟然说出“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您对我的恩情就像漂母之于韩信，惭愧的是我没有韩信那样出众的才能，只能深深铭记于心，今生若来不及，死后我也一定要报答您。

　　对这首“谦卑”之作，前人解读向有分歧；有人认为是陶渊明晚年饥寒生涯的真实记录；有人理解为“设言”寄托，意在“愧非韩才”，于变迁的时代寄寓故国旧君之思；还有人视作陶渊明玩世不恭的游戏之作。

　　细读陶诗，能看到渊明的田家生活十分寒素，晚年更显困窘。《咏贫士》说“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寒风凛冽的冬季，披着粗麻衣晒太阳取暖，酒壶里倒不出一滴酒，灶头无烟，断粮是经常遇到的事。而“乞食”发生的元嘉三年，又是有史可查的荒年。史载元嘉二年大旱，元嘉三年先旱灾后蝗灾，庄稼连年歉收，这对已进入老年、有一大家人需要靠农耕吃饭的陶渊明来说，真是艰难岁月。可见《乞食》并非戏作，也无寄托，更可能是陶渊明晚年生活的实录。

　　事实上，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陶渊明也是能够得到有权位者帮助的。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拒绝檀道济馈赠事：江州刺史檀道济去拜访陶渊明，渊明已“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劝渊明不必隐居自苦，并“馈以粱肉（精美的食物）”，渊明却“麾而去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资助。

　　檀道济是刘宋重臣，元嘉三年任江州刺史，拜访陶渊明正值连年大灾、渊明贫病偃卧、陶家断炊之时。陶渊明断然拒绝其资助，宁可低首求人救济粮食（“乞食”似不宜理解为沿门乞讨），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引发后人诸多议论。

　　王维认为陶渊明早年若能屈腰见督邮，则安食公田数顷，何至于落到“扣门拙言辞”地步，这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忘大守小”（《与魏居士书》）——摩诘这番言论让他后来“掉粉”不少。苏轼是陶渊明在宋代的超级粉丝，读此诗十分伤感：“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书渊明乞食诗后》）——前人论陶，最重其性情之真。

　　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对檀道济“麾而去之”，陶渊明一生都是言行一致、身心合一的。二十多年前为了不让“心为形役”，他弃官归田，以亲力亲为的农业劳动养活自己与家人，使回归自然有了真实、厚重的依凭；二十多年来他在简单清寒的生活中历尽苦辛也享受自由。——这一切都被他真诚地写入诗中，可惜后代读者大多艳羡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精神风采，于“归去来”之前的天人交战、“归去来”之后的辛苦困窘却关注不多。这真是苏轼说的“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啊。

　　《乞食》一诗五味杂陈，真实动人。陶渊明是一个珍视家庭、爱重妻儿的人，灾荒之年，他宁可忍受饥寒也不接受官员的馈赠，却绝不忍心让家人饿死，于是放下自尊，向人求借。诗的前四句描述恍惚迷离的步态（灾年家家艰难，不知向谁乞借为好）、敲开门却说不清来意的嗫嚅情状，内心的痛苦难堪毕见于文字，读之鼻酸。难得的是遇上了善解人意的贤主人，一番温情款待，不仅化解了施舍与被施舍的难堪，而且主宾十分相得。陶渊明在当时已有隐士之名，主人应早有耳闻，款待出自真心；渊明本就天性洒脱不拘小节，主人又是有文化能饮酒高论的雅人，于是不复拘谨，主客饮酒谈天直到黄昏。虽与主人已成新交，终究是在荒年向人乞粮，何时能够偿还也说不清，陶渊明内心还是深感愧疚，于是告辞时痛苦而真诚地说出：“衔戢（敛藏于心）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陶渊明乞食，凸显一个“真”字。为精神自由归田、力耕甚至“乞食”，谦卑且高贵，至苦，至乐，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