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去日坛的时候，已是傍晚，园子里的人少得似乎只有我一个。我自北门入，要刷身份证，电子屏上显示今天已来过7892人，现在园子里还有465人。我很佩服现在的高科技，它可以精确到一个点、一个人，抑或可以精确到分子、原子、量子。我沿着正门走，明清两朝的皇帝当年到日坛祭太阳神时也走这条路，只是今天已然变成老百姓的日常。

　　北京的建筑讲究对称，有天坛，必有地坛；有月坛，也必有日坛。此外，还有著名的先农坛，奇怪的是，不知它和哪个坛相对称。这五个坛构成了北京的“五角联盟”，各有各的作用。按人们的习惯，通常将五坛按天地日月农顺序排列。想想也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假如没有了天地日月，何以会有人类，没有了人类，怎么会种植五谷。我虽然是北京人，屈指算算，这五个坛我去的次数并不频繁，天坛5次、地坛15次、日坛5次、月坛1次、先农坛1次。

　　1992年8月初，我从京郊农场调到即将创刊的《北京工人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报社领导经请示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准备在12月1日创刊。这时，有人提议，在报纸创刊号上应该刊登一张报社全体职工的大合影。于是，有人提出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也有人提出到八达岭长城合影，还有人提出既然是工人报，就应该到一家有名的国营大厂去合影，譬如首钢、二七车辆厂等。我那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写什么稿子，当领导提出到天坛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说好。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把天坛看作我职业新赛道的起点。再有，天坛给我的深刻记忆是，作家肖复兴在最近四五年间，几乎每周都到天坛遛弯，画速写，和常去那里的老北京人聊天。结果，他笔下生风，先后写了两本散文集：《天坛六十记》《天坛新六十记》。

　　关于地坛，我第一次去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刚恢复庙会。我和父亲先骑自行车从乡村到公交站，再倒三次公交车，进得地坛没有看到庙，只看到中间有个高出的平台，实际就是方泽坛，也就是地坛的坛。坛上搭了几座台子，有说相声的、耍中幡的，还有演双簧的、练把式的。1985年春天，地坛举办书市，这让怀揣文学梦的我激动万分，大开眼界，不但见到了作家如何签名，还从《人民文学》杂志一个女编辑手中花两块钱买了12本《人民文学》副刊函授版，那里面刊载了许多文学讲座内容。多年后，我和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周明老师谈到那段往事。周老师乐呵呵地说，“你说的那个女编辑是我们的美编，我那时就负责《人民文学》的文学函授，每月我们都在人民剧场举办文学讲座。”

　　1991年，一件与地坛紧密相连的重要事件发生了，其影响遍及整个中国文坛，余波延续至今。那就是《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发表了史铁生散文的巅峰之作——《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最初完稿于1989年5月，后于1990年1月修改定稿。我常思忖，如此重要的作品，若史铁生在1990年初便已投给《上海文学》，为何会等到整整一年后才得以面世？发表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与我联系多年，我几次都想问她这个问题，但都欲言又止。《上海文学》刊发《我与地坛》并没标明是散文还是小说，说不定这篇文章之所以等一年才发表，主要是在文体究竟属于小说还是散文的争论上给耽误的。正所谓“天青色等烟雨”，或许1991年1月，本就是为史铁生预留的。这一年，因为《我与地坛》的非同凡响，后来有评论家便言之“1991年中国文学只有一篇值得记忆，那就是《我与地坛》”。

　　写史铁生，可以有无数的角度。在过去的许多文章里，我都表达过对他的敬意。事实上，1997年我几经周折调入中国文化报社。报社办公地点在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而从这里往北走上几百米，便是地坛的南门。从南门出来，向南穿过雍和宫旁的二环桥，再一路往南至北新桥，便能找到史铁生的家。只是，当时我只关注报社的采编，还没把重心放在史铁生和地坛上。那时我对于他和《我与地坛》的理解，大抵还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甚至，在2002年8月，读到刘锡庆教授在《文艺报》上发表盛赞史铁生散文“攀上当代散文峰巅”的文章时，我内心不免产生了质疑。在“无知者无畏”的情绪驱动下，同年9月13日，我写了《当代散文的峰巅标准是什么——对刘锡庆〈史铁生散文成就之我见〉的不同看法》的争鸣文章。文中，我以各种对文学、对散文、对作家的评价标准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刘教授文中使用的对史铁生散文的赞美之词“卓尔不群、超拔于世”“前所未有”“旷世华章”“制高点”“峰巅”等词语提出了诘问。我能想到我的这种质疑会被有些人看作以小犯大，但同时，也一定会有一些人支持我的观点。这就像当年人们面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重量级作品最初是不被编辑和文学评论家看好的，发表都很困难，但最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受到亿万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经典。但史铁生不同，他的许多作品是被读者和文学界同时接受的。

　　后来，我有机会在一些会议与史铁生见面，并且还在一张桌上吃饭。2007年，史铁生荣获北京作家协会第三届北京文学节“杰出贡献奖”，那天是铁凝为铁生颁的奖。我在远处望着他们俩开心的样子，心里暖暖的。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五天后，北京文学界在798时态空间画廊为他举行了一场题为“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那天，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与读者聚集了上千人。史铁生曾经在延安插队，他的延安文学界老友曹谷溪带着一帮乡党专程从陕北赶来，很是令人感动。铁凝在发言中说，“对文学人生而言，铁生是一个坚持文学的高度和难度的人，时间越久，越彰显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或许他不能走太远的路，可他有一颗永久的心。刚才有人称他是伟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伟大’这个词是需要谨慎的，但我非常同意史铁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诚实与善思，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史铁生他做到了。”

　　最令我感到敬佩与震撼的，是史铁生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决定——把自己的肝脏、角膜、大脑和颈椎骨捐献出去，用于挽救他人生命和医学研究。那一刻，我对史铁生肃然起敬——他最后的惊人之举，一下子将他的人生境界推到了极致，实现了生命和文学的永恒。在追思会上，当主持人张越宣布，天津的一位受体在接受史铁生的肝脏后已经成功移植，并且身体状况良好时，全场响起一片激动人心的掌声。我知道，那是一次永恒的掌声，是对作家史铁生的敬意，更是对一个伟大生命的敬意！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开始驻进史铁生。但凡有关史铁生的文字、视频我都认真观读。特别是自2019年我因肾病开始接受透析，并在随后几年经历了两次手术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史铁生，理解了生死，也理解了人应当如何活着才算有价值。

　　2024年2月，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散文《上岸》，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我的上岸人生，写作如此，生活也如此。

　　这篇文章我本来要好好地写一下日坛，尤其是日坛南门西侧一棵槐树上的一叶风筝。那酷似雄鹰的风筝已经挂在树上好长时间了吧，它很高，距地面得七八米。风筝的主人也是个奇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三根竹竿接在一起，前头还装了个铁钩。他一次次仰着头，试图钩下那只风筝，可回回钩子都被掰直，风筝却纹丝不动。渐渐地，他脸上、脖子上淌满了汗。当我看到他用手擦拭脖子时，我猛然想到史铁生。史铁生当年捐献的颈椎骨不知给了哪家医学机构，若用于科研，可能也有不少颈椎受损者受益于此，康复后能仰头用竹竿去打枣、够风筝、看星星呢！当即，我想对那老兄说，别够了，既然那风筝落在树上不肯下来，就说明它和这树有缘，不妨就让它们成为这公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吧。我相信一切都有因果。

　　谨以此文作为史铁生离开我们15周年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