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宇

　　前段时间观看《长安的荔枝》，不由感慨古人生活不便，以帝皇之尊，想吃上荔枝居然如此之难。那么，古人是如何“快递”物件的呢？

　　《孟子》记载：“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转述孔子的话，称道德的传播速度，比邮传系统传递政令还要快。这里的“邮传”，又称驿站、驿传、邮驿，是古代政府专为传达官府文书、军事情报，以及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车马而设立的通信与交通组织。孔子以邮驿作比，足见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邮传制度。

　　到了秦汉时期，以国都为中心、辐射全国主要地区的交通网络建成。驰道作为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功能类似如今的国道。《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些大道路面平整、宽度充足，沿途设有驿站、馆舍与军事设施。《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提到：“三十里一传，十里一亭。”也就是说，每相隔十里就设一亭，主要为往来驿传人员与马匹提供方便。秦朝还颁布《行书律》，对文书种类、投递时限、登记要求、典章制度及奖惩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若亭未能履行应有职责，便会依律追责。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邮驿制度，并加以改革创新，规定“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说文解字》解释：“驿，置骑也。”由于骑马速度快，一天可行驶三四百里，传递范围大幅扩展，“驿”也成为正式名称。当时，驿站往来文书需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驿使则有统一着装：头戴红头巾、臂套红色袖套、身背赤白囊，醒目地奔驰在驿道上。而且，文书传递采用接力交接模式，人马可歇息，但公文不得停留，必须由一人接替一人传递，直至送达目的地，这在当时已是最快的传递速度。

　　唐朝时，邮驿发展达到高峰。据《大唐六典》记载，驿站分为水驿、陆驿和水陆兼办三种，总数达1639所。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两万余人，其中驿夫就有17000人。驿使的行程有明确标准：乘驿者每日行六驿，约180里；乘传者每日行四站，约120里。若遇紧急公文，通信使者快马加鞭，早晚可行驶300余里。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描绘的正是当时驿使骑骏马风驰电掣般奔赴边疆传递紧急军令文书的场景。而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则是古人“快递”生活物资的著名写照。

　　宋朝将传递朝廷公文与书信的机构称为“急脚递”，铺兵落脚的地方则叫“急递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这里的“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特快专递。铺兵传递时不分昼夜，不入驿铺，快到递铺时便摇铃示意，接力的铺兵收到信号后立即出铺交接，一铺接一铺传递，直至送达终点。

　　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十分重视驿站建设，制定了严格的驿站管理法规。《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诏令“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不过，无论是邮驿还是急递铺，都只传递官方文书，不服务民众。为满足民众通信需求，明朝永乐年间，专门为民间传递信物的组织——“民信局”应运而生。

　　清朝时，京城设有“皇华驿”，作为京城邮驿收发总汇，通达全国；各省设立的邮传机构称“驿”，下设站、台、塘，统称驿站。当时，民间还存在数千家民信局，它们业务种类广泛、经营方式灵活，深受商民信赖。据相关史料记载，清代杭州湖墅就有两家类似如今“快递公司”的民信局，一名“福润”，一名“永利”。2013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大运河集邮展览上，曾展出过一枚杭州湖墅永利信局收寄的珍贵信封，信封上标注“浙省同益缄寄枫桥源盛朱宝号”，还盖有“杭州湖墅永利信局”的清代邮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