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琳

　　张仲礼先生（1920年—20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8年底回国后，他加入刚刚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张仲礼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美国从事中国绅士研究，回国后开展企业史研究，1990年前后开始城市史研究。2004年，张仲礼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08年，他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关于学术研究，张仲礼提倡推陈出新，直言“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强调“要抓住机遇，承担一个富有挑战性并具有开拓前景的课题”。

　　上世纪50年代，张仲礼在美国求学期间抓住研究中国绅士的机遇，充分利用华盛顿大学收藏的《清实录》《东华录》《大清会典》等清代官方书籍和大量地方志、宗谱、家谱等资料，逐一摘录一手资料，进而于1953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58年回国前又完成《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这一研究彰显了张仲礼中西融汇的研究特色，融合了国际学术规范与中国学术传统，使其著作既扎根中国土壤，又能与海外汉学界对话。

　　在历史研究中，张仲礼积极提倡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他从各省地方志中筛选了5000多名绅士的传记进行统计学研究，继而估算中国绅士的总体数量，推算中国绅士的各项收入以及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在《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中，张仲礼与合作者推算出，沙逊集团在1840年至1914年间通过鸦片贸易获得的利润高达白银1.4059378亿两。通过对沙逊集团原始资料的梳理与研究，张仲礼揭示了19世纪中后期殖民者利用鸦片贸易实现财富积累的历史真相，以及鸦片贸易对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张仲礼及其同事长年累月地翻阅摘录企业原始档案资料，先是对荣氏家族企业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之后面临的是英美烟公司在华的近代原始资料。相关一手资料有近千箱近万卷之多，“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档案资料的查阅摘录工作”。没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4卷本120余万字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出版工作的。

　　尽管资料汇编是集体的成果，但自始至终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张仲礼。基于大量史料研究，他得出结论：外资企业在华攫取惊人的超额利润，并不受约束地把大量利润汇出中国，导致国际收支的严重入超。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一书中，张仲礼对太古集团经营中家族领导人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较多关注。将经济发展趋势、企业的发展过程、企业人物的活动与企业家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企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而言无疑是一种创新。

　　张仲礼多次强调，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用理论去图解政策，而应该是从实际中概括出科学的理论，为党制定政策服务。”1984年1月，张仲礼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在人们的回忆与文章中，他的名字和其他相关人员，与上海理论界对浦东开发的重要贡献联系在了一起。

　　到了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后，张仲礼又立即组织袁恩桢等资深专家学者开展浦东发展的规划性研究，共同主编出版《浦东开发与迈向新世纪的中国经济》一书。同时，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积极对外介绍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和政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上世纪90年代，张仲礼先后主持三个城市史课题，牵头组织编写《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系列书稿，以扎实的史料和社会科学方法为支撑，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为重点，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城市研究三部曲。

　　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中，张仲礼领衔团队选择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具有一定共性的口岸城市为研究对象，首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这一富有创见和新意的研究设计，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和静止的缺陷，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突破了传统区域城市研究模式。

　　张仲礼不仅是经济史学家，还是心系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于1983年至2002年连续担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涉及教育、文化、经济、司法、社会等领域。

　　张仲礼将自己所提的议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来自群众，为群众利益服务的议案；二是涉及国计民生各方面、现实性较强的议案；三是具有超前性、前瞻性设想的议案。比如，1988年，张仲礼等30名代表提出《制定保护老年人法》议案；1991年，张仲礼等30名代表提出《建议尽快制定“证券交易法”》；2000年，张仲礼等30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电子商务法”的议案》。

　　总之，张仲礼治学严谨、孜孜不倦，毕生致力于推动中西学术对话，注重从中国历史语境中提炼独特逻辑，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他“热爱祖国、热爱上海、热爱社会科学事业”，展现了一位学术大师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学术创新与本土问题意识的自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