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1. 1978年9月23日，客居温哥华的叶嘉莹教授致信北京的冯至先生。信中的措辞谦逊恳切，流露出漂泊者最深切的渴望：

　　“我现在已向此地中国领事馆提出申请明年回国短期服务（从明年三月底至八月底共五个月时间）。前些时曾接天津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来函提议请您做介绍人，我也很愿意能有机会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宝贵的机会向您和其他一些前辈们学习。多年来我一直流浪在海外独自研读，自知不免有许多孤陋和错误之处。如果蒙您俯允做我的介绍人，使我能有向您们学习请益的机会，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此时的叶嘉莹，已是曾在哈佛、密歇根大学等多所名校讲学的知名学者，却仍自称“流浪”，自认“孤陋”。“流浪”二字，既蕴含去国怀乡的惆怅，又寄托着重返精神原乡的期盼。

　　她请冯至担任介绍人，期望进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不只是学者的职业选择，更是游子的精神归依——她要回到中国学术的核心地带，回归恩师顾随先生曾经活跃的文化场域。

　　2. 叶嘉莹与冯至素未谋面，为何对冯至如此坦诚相托？

　　这要从她的老师顾随与冯至的交往说起。顾随与冯至的友谊始于1922年，两人同属浅草社。1925年《浅草》季刊停刊后，冯至与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人在北京成立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周刊。顾随虽未正式加入沉钟社，但与该社成员往来密切，并在《沉钟》发表过三篇小说。

　　顾随与冯至之间有一个著名的约定：将新诗与旧体诗划分领域，各守一体，冯至不写旧诗，顾随也不作新诗。这一约定源于他们对彼此艺术选择的理解与尊重。顾随曾说：“冯君的诗是现代化的诗，我的诗是旧诗词，但我们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诚’。”一个“诚”字，道尽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在致弟子周汝昌的信中，顾随亦表示，当代新诗人，四十年来只认可冯至一人。这番推重，可见顾随对冯至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与欣赏。

　　1927年，冯至为顾随第一本词集《无病词》题签；近六十年后，《顾随文集》仍由冯至题签。正是基于顾随与冯至的深厚交情，叶嘉莹在信中写道：“暑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时，曾给您寄上一封信，想您已经收到。关于向您借阅顾羡季师遗著一事，为了恐怕邮寄遗失，我已决定等明年我回国时再向您借阅，并当面请益。”（1978年9月23日）紧接着在9月26日的信中又说：“当时尚未收到这本《游春记》，所以信中提到恐怕邮寄遗失，可以等我回国时亲自来拜望您，再向您借取。谁想今天就收到了，所以马上寄这封信向您致谢。”

　　收到冯至托人带来的《游春记》，叶嘉莹难掩激动：“开缄之下，感到意外的惊喜。”她立即用学校影印机印制两份副本，一份自存，一份寄还冯至，原本则“珍重保存”，承诺回国时当面奉还。

　　信中，叶嘉莹还回应了冯至关于顾随遗著处理的询问：“当我于1941—45在北京旧辅仁大学读书时，曾从羡季师读诗选、曲选，并到中国大学旁听词选。当时，羡季师以为我的听讲最勤，所得也最多，对我的期望也极深。三十年来我一直不敢不以羡季师对我的教导和期许自勉，也一直盼望能有一天再见到羡季师，能听到羡季师对我今日研读所得的指导和批评。直到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才知道羡季师竟然早已在1960年去世了。对这件事我觉得非常难过和遗憾。为了纪念羡季师，我想把羡季师的遗著加以整理和介绍。”“现在我正指导两个研究生对之加以翻译和整理中。配合这些译文的发表，我想写一篇纪念和介绍羡季师的文字。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准备把羡季师所有的遗篇都加以重印。”

　　冯至的这一举动，不仅告慰了亡友，更直接推动了顾随著作在后世的整理与传播。

　　3. 就在叶嘉莹与冯至书信往来之际，另一条线索也在悄然展开。

　　1978年春，叶嘉莹向教育部致信表达回国教书的意愿后，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报纸。某日，她看到一则消息：多位老教授获得平反，其中赫然有“李霁野”的名字。李霁野是顾随的老友，当年同在辅仁大学任教。1948年叶嘉莹赴台前，顾随曾特意嘱咐她前去拜访。1949年春，她在台湾大学与李霁野有一面之缘，不久因许寿裳遇刺事件后反动势力的猖獗，李霁野仓促返回大陆，从此音信隔绝三十年。

　　叶嘉莹立即致信李霁野，告知回国教书的打算。这封信开启了通往南开大学的另一条路径。李霁野收信后，于1978年7月24日致信南开大学外文系总支并转校党委、中文系，信中明确写道：“叶嘉莹女士曾给我信，打听已故天津塘沽大学、前燕京大学教师顾羡季生平及遗著情况，我转请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同志写了顾的简历及遗著情况寄叶。她收到后第二次来信，已向加拿大我馆申请短期回祖国教学（1979年3月至8月），准备以后长期回来。她有意到南大中文系。”此时，距叶嘉莹正式收到赴北大工作的通知尚有半年多。需要说明的是，《李霁野文集》第九卷将这封信的时间误作“1979年7月24日”，应为“1978年7月24日”。

　　李霁野的急切，既源于对南开发展的关切，也来自那份跨越三十年的师门情谊。在1979年1月21日致叶嘉莹的信中，他详细说明各项安排，并体贴地表示：“国内生活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国外标准衡量很低，我们尽力为之吧。”这番长辈般的关怀，令人动容。

　　4.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叶嘉莹最初希望进入社科院，但冯至在给李霁野的回信中解释了困难：（外国）文学研究所重建房屋，无办公室及住房，连书籍都堆积起来，因此无法接待叶嘉莹。“关于叶嘉莹回国工作问题，院部的领导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因为社会科学院房子奇缺，为了兴建新的建筑，文学研究所办公所用的房屋已于去冬拆去，现在文学所连办公用的地方都没有了，图书也都堆起来不能用。”这一客观条件，关闭了叶嘉莹进入社科院的大门。由于李霁野在信中提出：“如不同意，我想向南大中文系推荐她。”所以冯至在信末说：“来信云可在南开想办法，希望能够成功。”

　　与此同时，国家安排她前往北京大学。1979年1月28日，叶嘉莹在致冯至的信中提到，最近见到领事馆陈思群领事：“他告诉我说已接到国内对我申请回国工作的答复，将分配我到北京大学去参加工作。至于详细工作安排，尚未确定。可能合作研究，可能编写教材，也可能讲一些课。”

　　因北大的工作安排尚不明确，叶嘉莹甚至委托陈领事带回四卷讲课录音带给冯至：“陈思群领事说领事馆中的人对古典文学不大熟悉，说我可以和您通信，请您代我向北大询问一下，然后把北大对我的工作安排转告给我。我曾托陈思群领事带回四卷我讲书的录音带，交给北大和您试听后，作为给我分配工作的参考。”这份小心翼翼，透露出海外学人初回国门时的忐忑。

　　就在这时，李霁野的邀请改变了一切。他在信中告诉叶嘉莹：“学校已正式给专家局去报告，约请你来南开大学。按手续，专家局报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我大使馆，馆再通知你。这套手续要费一点儿时间。因为你最初建议来南大，我希望你原谅我一直这样做，不再去信先征询你的同意。你如先向大使馆申请去文研所，亦可去信说明一声。”叶嘉莹也回忆，李霁野曾说北大尚有不少老教授，而南开许多老教授已不在，希望她能到南开任教。这句“被需要”的呼唤打动了叶嘉莹。她后来回忆：“李霁野是我的师长一辈，所以我毫不犹豫接受邀请。”

　　5. 1979年春，叶嘉莹结束在北大的短期讲课后，转赴南开大学。“客子初来三月天”，她住在天津第一饭店（据当事人回忆，叶嘉莹1979年南开讲学住利顺德大饭店，1982年住天津第一饭店），从4月24日至6月14日，开始了近两个月的讲学生涯。

　　那段时光，南开园里开启了一场空前的学术盛宴。教室水泄不通，学生挤满窗台、走廊聆听。叶嘉莹后来深情回忆：“在这一期课程结束之后，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是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

　　正是在这个夏天，马蹄湖畔的荷花见证了一位海外游子终觅精神家园的欣慰。“为有荷花唤我来”，这句诗恰是叶嘉莹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南开园的荷花，仿佛在呼唤这位诗词传人归来完成她的使命。

　　1990年叶嘉莹退休后，多所名校邀她任教，她最终选择留在南开，理由之一便是：“1979年初，南开中文系给我一种家的感觉。”这份家的温暖，正是师道传承中最动人的部分。

　　6. “荷花凋尽我来迟。”犹记25年前，叶嘉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站着讲课，还是研究生的我在最前排席地而坐听讲的情景。今年我两次造访南开，而先生离世已经一载。荷花依然在南开园里如期盛放，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师道传承、文化坚守的动人故事。

　　回到46年前，叶嘉莹在北京讲学的短暂春光里，拜会周祖谟先生、陆颖明先生，并与两位老师及同班同学史树青、阎振益、阎贵森、郭预衡、曹桓武、顾之惠、房凤敏、程忠海、刘在昭等聚餐。这是张静、可延涛整理的《迦陵年表》所载。这里可能还要加上一个人。

　　1980年1月，叶嘉莹给冯至寄来“恭祝新年快乐”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道：“行前未能向您面辞，甚歉。其后由北京家中转来您自黄山赐寄的‘松一棵云一片’及所录七绝一首。对黄山景色向往无已，此后如再返国家当安排到黄山一游也。”“谢谢您借给我羡季师遗稿手迹使得影印保存，感激无已。希望不久能再来拜见您，面聆教益。冯师母前请代问安”“附上与您的合影二张，如需加印，请来信示知。”

　　叶嘉莹整理出版了《顾随全集》等，使先师的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她在南开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全部积蓄设立奖学金，培养了一批批传承中国古典诗词的学子。

　　回望1978至1980年间的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的归国历程，更是一条清晰的师道传承脉络——从顾随对叶嘉莹的栽培，到顾随与冯至的交往，再到李霁野帮助故人弟子，直至叶嘉莹继承师志在南开延续顾随的教学方法。

　　这让人想起顾随《送嘉莹南下》诗：“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这让人想起叶嘉莹在致冯至信中的那句话：“请您像羡季师一样把我看做自己的学生。”她确实成为顾随先生学术生命最完美的延续者。

　　“为有荷花唤我来”——这不只是一句诗，更是一种精神的约定，一种文化的归根。在荷花与诗人之间，在师长与弟子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永远存在着这样美好的相互召唤、相互成全。

　　《文汇报》 （2025年11月4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