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建民

　　在界定什么书属于古籍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部门的权威说法是：凡是辛亥革命之前出版印制的书都属于古籍。以时间线和社会制度区分印刷品的今古，不失为一种可操作的办法。

　　谈到旧书，我们仍旧要问：什么书属于“旧书”呢？——长话短说。旧书是有一定年份的书，但不是“古书”；大抵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书，就属于旧书。不过，辛亥革命距今已有百年，许多民国出版的书籍也是“古色古香”，“品相”“市值”不低于古书。我有一位以收藏新文学书刊著名的老朋友，他去世不久，他的孩子就把他的藏书送到旧书店拍卖，他生前对我说过的“几本破书”卖了数百万元。从报纸读到他的藏书拍卖的消息，我的心里结了个疙瘩，几天都散不开。我想的是私人藏书的命运：朋友还是散文家、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经年辛苦收藏的书刊，本来是他阅读和研究的资料，当初绝没想到他的孩子在他身后把他的宝贝立即变现。但我又想，他的几个孩子术业有专攻，并不是读书人；旧书既占地方，又失去旧主，再给它们找个新主人，不管人家是为了读还是为了投资，总算有个好归宿。这样一想，我心里的疙瘩也就徐徐解开了。

　　私人藏书，当书的主人离世后，其藏书的归属、去向，往往不是书的旧主人能决定的。极少数著名的学者，比如顾颉刚先生，生前遗愿“藏书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他的大量藏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专库收藏，没有流散，还能继续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作用。这是私人藏书最好的归宿。北京大学有一对著名的教授，丈夫教哲学，妻子教文学。哲学教授的令尊是佛学教授，家学渊源，藏书甚富，传到儿子一辈——仅仅传到儿子一辈，祖传的书香就断了。两位教授的儿女——佛学教授的孙辈，不但无意继承家学，传承藏书，还全家移民美国，连国籍也变了。哲学教授忧心忡忡，一则忧家学断绝，一则忧藏书去路。

　　手头有一本《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是清初四大藏书家常熟瞿良士辑录的家藏。我这本书，说是旧书，也是新书。说是新书呢，它是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印数5700册；说是旧书呢，它出版没几年就进了旧书店，原价1.6元，旧书店降为1.1元。我不是藏书家，只是逛旧书店时随便翻翻，偶然得之。老一辈读书人都知道，常熟瞿家的藏书，在江南仅次于天一阁；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时，瞿家曾贡献藏书。瞿良士哲嗣瞿凤起在《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中说：“先父素抱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瞿家的珍藏不是秘不示人，而是慷慨支持张元济领导的现代出版业，让私人藏书惠及更多的读书人，推动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瞿家的藏书，在无私奉献中延长了寿命。瞿良士病危时，还惦记他家的藏书，“遗命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新中国成立后，瞿家遵先人遗命，将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价值连城的铁琴铜剑楼藏书，在瞿家后人的妥善安排下，逃过社会动乱中难测的厄运，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廉价买这样一本旧书，读后增长点知识，这就够了。

　　近年，北京的出版业、古旧书业定期举办“旧书新知”活动；这种活动已经向全国蔓延，成为爱书人和市民的一项文化休闲活动。我的一位老友以诙谐的口吻说：“你要想得到新知识，就要读旧书。”他说的旧书，当然是中外的经典。按我的理解，读旧书，还有“温故知新”的意义。“旧书新知”活动，拓展了旧书的销售渠道，盘活了出版社的库存，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气息，推动了政府早已提倡的全民阅读。同时，大批旧书在流动书摊展示，也是旧书价值的再实现。有一个宣传资源节约的广告语说：“地球上没有废品，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积压仓库和散置于社会的旧书，在流通中整合，几成废品的印刷品就到了需要的人手里。经常读书买书的人都有体验：你早就想买而买不到的某本书，说不定蓦然回首，那书正在旧书市的一角呢。还应该看到，旧书流通市场并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它还有带动读书风气、传播知识、教育培训的功用。出版业的从业人员回头看，发现前辈同业编辑出版的书籍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过了许多年还有读者；抚摸旧书，回想过去的年代，检阅前辈的劳动成果，也许会更加敬业吧。

　　网络的发达，为旧书流通提供了现代化的条件。购书人在实体书店有现场感、触摸感的体验；网店则更便捷，挑选的余地更广阔。这些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了不少书，感到这个行业愈来愈规范、便利。如果没有旧书网，单靠实体书店是承接消化不了社会上的海量旧书的。按照国情，全国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有图书馆或图书室。随着机构改革、关停并转，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流散到社会，旧书网平台成了大大小小的旧书集散地。被集体单位抛弃的图书，又被纳入新的循环，在网络上等待正在寻找它的读书人。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地方的大专院校、中小学撤销后，其图书馆处理的藏书，竟能装几卡车。开网店的人整车买回，在视频里整理分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进入旧书流通领域，资源重新整合，也开辟了灵活就业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