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别具一格的画展在福州路百新书局开幕举办。现场，一幅幅画作色彩斑斓、充满生命力。这些作品并非出自画家或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的作者，而是来自崇明富安村一位年近七旬的村民——黄玉美。

　　在黄奶奶的身后，不仅有一家乡村美术馆——崇明富安美术馆的支持，更有多年来不断以自身所学反哺父老乡亲的同济规划院城乡规划师陆勇峰和他的朋友们。

　　以乡村美术馆为支点，如何搭建起连接城乡的纽带？记者对话陆勇峰。

　　记者 柳森

　　只要愿意表达

　　每一双手都能创造光

　　城市周刊：五年前，您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一起，为崇明富安村播下一颗乡村美育的种子——创办富安美术馆“乡村美育·田间课堂”。这一次是出于怎样的机缘，让你们特地跑到市中心来办展？

　　陆勇峰：我从小在崇明乡村长大，对家乡始终抱有着一份浓浓的乡愁。城市规划是我的专业。可能是专业敏感使然，2018年，一位崇明老人用传统工艺做扫帚的身影，触发了我用自身所学反哺家乡的想法。我相信，即便传统的乡村生活、生产关系、生态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仍然可以找到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的乡村振兴之道。

　　前几年，上海不少社区有把闲置空间盘活、改造为激发社区活力新支点的尝试。受此类举措的启发，我萌生了将村里的废弃空间改造为美育空间、文化空间的想法。在建设镇党委、政府和村里的共同支持下，一处曾用作幼儿园、乡村碾米房的空间，被我和朋友们改造成了富安美术馆。

　　美术馆建成后，一个由徐灏、董辛冈和我组成的团队（也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成立了。我们开始每两周一次往返市区与崇明，陪伴村民开展包括学习画画、版画、雕塑、书法等在内的美育活动。一晃，五年过去了，优秀且有特色的作品积累下不少。

　　因为是一起接触艺术、研习艺术创作，我们习惯了把所有参与活动的村民称为“学员”。去年，我们曾在长宁区做过一次学员作品的小型展览。很多学员特地从崇明赶来市区，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都兴奋不已。这一次遇到百新书局的运营团队也是一拍即合。他们以纯公益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分布于书店一楼和二楼的多处展陈空间。

　　根据书店的空间和受众特点，我们感到如果只是简单做一个群展不是很合适。为了能够把展陈空间的特色发挥到极致，也为了凸显整个展览的主题和特色，我们选择在展陈空间相对集中的一楼，专门展示富安村村民黄玉美的作品；在参观动线呈“回字形”的二楼，展示所有为富安美术馆奉献过时间或心力的朋友们创作的艺术作品；在织补动线的过程中，我们还利用剩余空间，综合展示了具有崇明特色的生活场景、崇明地区特有的非遗元素“灶花”。整个布展过程还得到了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多位师友的参与和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源于田埂的展览，通过书店的空间，促成城与乡之间、心与手之间一次温暖的交流。希望通过这些出自平凡画者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艺术从不挑剔人的来处，也从不设定年龄的限制，只要愿意表达，每一双手都能创造光。

　　乡村美育也可以

　　有传播自己的底气

　　城市周刊：百新书局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时尚，整个空间的文化属性也比较强。这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感到有些压力？

　　陆勇峰：其实不会。我因为常年奔走于城乡之间，作为规划师，天天需要和各种空间打交道，对布展也不陌生，可以做连接城乡各种审美、文化元素的桥梁。徐灏在上海工艺美院任教，为本次展览的布展、设计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董辛冈是富安美术馆“教员”团队核心成员，因而对学员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十分了解，长于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亮点、找到最合适的展示方式。

　　也是通过这次与百新书局的合作，我们深深感到，艺术好像在这个时代更加重要了，也成了促进全人群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从乡野到城市，人们都需要艺术这样的慢性抚慰，以区别于快节奏的生活和科技更新。伴随着审美的普遍提高，人会觉醒和重建自我，需要通过观展打开视野。对于这样的观展需求，乡野成了有别于城市人惯常观察对象的一种存在，因其朴实真诚、师法自然的表达而别具一格，也为城市人带来一种触手可及的诗意。

　　另一方面，我们的美术馆在多年创建过程中“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积累起来的艺术家资源恰好可以为书局举办“艺术沙龙”“分享会”等衍生活动提供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展览不仅是富安美术馆学员艺术成果的展示，也是富安乡村美育实践的一个缩影。它向我们展示了艺术不仅可以融入乡村生活、唤醒乡村居民的艺术创造力，更可以让美育在城乡之间架桥。以对艺术的热爱和兴趣为支点，搭建起一个联系更多人、成就更多人、促进更广泛交流的爱好者社群。

　　富安美术馆的创建一直在试图超越个人成长的范畴，走向一条连接个体创作、社区营造与区域发展的长路。当然，这需要时间的酝酿，更需要智慧与坚守。

　　走出有特色的乡建之路

　　需要怎样的智慧与坚守

　　城市周刊：说到“智慧与坚守”，您很早就关注到了“传统村庄面临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双重空心化现象”，从2018年开始，响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的招募乡村设计师的“英雄帖”，时常回到村里、开展一系列乡建计划。关于乡建工作如何更好地展开，您有何心得？

　　陆勇峰：上海的乡村和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的乡村很不一样，需要放到一个超大城市、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中去考量。乡村的建设发展终究要依靠人的力量。由于上海城市的部分集聚资源的能力很强，客观上就会给乡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带来很大的挑战。我参与乡建的这些年，这是让我感受最深的一个挑战。

　　除此之外，结合我个人这几年在乡村的一些小小的探索和实践，我觉得上海的乡村现在面临这样几个共性课题：如何尊重乡村的主体性，让在地的村民能够成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主角；在引入外来资源的过程中，怎样在实现共生共赢的同时，让乡村形成真正可持续的自我造血机制；作为上海的乡村，怎样去发挥好城乡融合的优势，等等。

　　其实同样说是“上海的乡村”，我们崇明的乡村，跟青浦、金山、奉贤、浦东的乡村又很不一样。无论是哪一个区域，还是要依托自己的一些区位优势，走出有自己特色的乡建之路。

　　最应该避免的是追着时尚跑。毕竟时尚风潮最终的目标消费者是有限的，有些时尚文化题材（比如“露营热”）虽然能够热闹一时，但因为不是在地的、内生的文化，很容易流于浅表、难以扎根。

　　说到人才的问题，近年来有一些好的现象。比如，有一些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崇明发光发热了，但隐忧在于，崇明当地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可持续的青年人才梯队。

　　如何在解决基本的存在感、获得感问题之余，让年轻人觉得有梦可追、有事业可以持续深耕非常重要。这不仅需要政府层面搭建事业发展的平台，对崇明当地的基层治理创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拿富安美术馆来说，我们已经依托村里提供的空间开展了五年多的美育活动，但严格来说，它还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能力的机构，在引入共建者、共建资源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何让它更良性地运作，在本土文化资源转化、特色文化IP孵化方面发挥更大的能量，或许是这个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