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保党 牛菲菲

　　在数字时钟无声跳转、天气预报仅余数据与概率的时代，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日渐稀薄。时间被压缩为数字，季节被简化为温度，自然沦为生活的模糊背景。而李蔚的《万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国时序》，却如一股带着泥土气息的清风，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早已遗落了时间应有的丰盈，断裂了与自然之间的那条细腻而灵动的纽带。

　　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

　　这本书并非呆板的节气科普，而是将“七十二物候”化作一封封来自自然的亲笔信。作者以温润而敏锐的笔触，串联起草木的枯荣、鸟虫的来去，使“东风解冻”“仓庚鸣”不再是古籍中的遥远符号，而成为可触可感的季节脉动，以及古人生活智慧的鲜活再现。书中既有对物候规律的清晰阐释，也洋溢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式浪漫，引领读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学会与天地时序温柔对话。

　　它不仅是一部自然笔记，更是一次对中国古代七十二物候体系的深情寻访。物候学作为一门记录生命活动与季节变迁关系的学问，在中国源远流长。《诗经》中已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的生动描绘；至汉代，《逸周书·时训解》更构建起完整的七十二候系统，每候五日，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等诗化语言标记时间的流转。这些名称，本身就是自然观察与文学表达的美妙融合。

　　李蔚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让这门看似艰深的古老学问重新焕发出当代的光彩。她并未将物候视为尘封的知识，而是将其织入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中。书中每一候都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忆、民间智慧与自然体悟的生命叙事。写“桃始华”，她不仅描绘三月桃花的绽放，也唤醒了外婆家桃树的童年印象；谈“蟋蟀居壁”，不止于昆虫习性，更融入了秋夜聆听虫鸣的都市体验。这样的书写，让物候知识变得亲切而生动，仿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身边重新发现的时间密码。

　　李蔚对物候细节的捕捉尤为精湛。她写“东风解冻”，不仅是气温回升，更是“春天如伟大的魔术师，用春风那温柔的手为天地万物褪去冬裳，换上新装”；写“桐始华”，不仅是泡桐开花，还有那“淡紫色的花朵像一串串小铃铛，在春风中轻轻摇晃，仿佛能听见清脆的声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充满情感的相遇，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谈。

　　尤为可贵的是，李蔚并未将物候知识固化为僵硬的教条。她指出，传统七十二候主要基于黄河流域的观察，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物候表现迥异——岭南的木棉、江南的杨梅、塞北的白桦，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时间地理图景。她更鼓励读者建立自己的“物候日记”，记录身边的自然变迁。这一参与式的态度，让物候学从古籍走入日常，成为我们与环境建立深度联结的途径。

　　物候学揭示出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

　　《万物有信》还提醒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部物候的百科全书。从《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菊花题咏，物候不仅是背景描写，更是情感表达的密码和叙事推进的枢纽。李蔚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些文学中的物候意象，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通过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世界。

　　这种“物候诗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式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当很多现代作家只能描写室内情境和心理活动，却难以呼应窗外自然的节律，当文学语言失去了对自然细微变化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情感世界也随之变得贫瘠。这本书像一位耐心的老师，重新教会我们阅读自然的语言，也重新赋予我们表达与自然共鸣的能力。

　　若将视野拓宽至全球，《万物有信》中的七十二物候体系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来审视东西方自然认知的根本差异。西方现代科学将自然客体化、数据化的倾向，与物候学所代表的那种主客交融、感性理性的东方智慧形成鲜明对比。李蔚在书中虽未明言这种文化对比，但她对物候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时间观的一种无声回应。

　　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叙事中，时间被抽象为均质的、可量化的单位，自然被简化为可操控的资源。而物候时间却是一种“有质感的时间”——每一刻都因其独特的自然现象而与众不同。立春的东风与立夏的南风质地不同，寒露的露水与霜降的霜花温度各异。这种时间观拒绝将生命经验简化为数字，而是坚持每个时刻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美感。

　　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哲学。它不认同“时间就是金钱”的功利信条，而信奉“时间就是生命”的生态智慧。在物候的视野中，时间不是抽象的数字流动，而是具体生命的次第绽放——是梅花瓣上的初雪，是布谷鸟的初鸣，是梧桐叶的飘落。每一候，都是大自然的一次呼吸、一次心跳。

　　这种时间观塑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书中引用的农谚如“菊花黄，种麦忙”，不仅是经验的凝练，更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它们体现了“观物取象”“以象定时”的思维方式，将人类活动嵌入自然节律，而非凌驾其上。李蔚所描绘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时间体验，为困于数字与碎片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我们并非时间的奴隶，而是其韵律的参与者。

　　书中不仅提供了理论知识，更给出了一系列在都市环境中实践物候观察的具体建议。如在阳台上种植时令花草，记录小区树木的叶色变化，关注菜市场里时令蔬果的更替——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实则是对抗现代生活异化的微小革命。

　　当我们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坚持观察一只蜘蛛结网、一株野花开放，我们不仅在重建与自然的联系，也在重塑自己的主体性。物候观察成为一种冥想、一种修行，让我们从功利的计算中暂时抽身，回归到一种更为本真、更为宁静的存在状态。这种物候生活的美学，不是逃离现代生活，而是为现代生活注入深度和意义。

　　在物候学中重新安放漂泊的灵魂

　　《万物有信》也是一部关于记忆与存续之书。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我们不仅丧失了对物候的敏感，更失落了与之相连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李蔚笔下的感伤，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对一种渐行渐远的生活智慧的挽歌。当孩子们不再识得鸟鸣，当年轻人分不清麦苗与韭菜，当我们依赖手机提示才知节气更替——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自然知识，更是将自我视为自然一部分的存在方式。

　　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感伤。她以希望之笔告诉我们：物候的智慧可以被重新唤醒，我们与自然的断裂可以重新接续。只需放慢脚步，留意墙角的青苔、天空的候鸟、市集的时令蔬果——这些微小的观察，正是我们重建与自然对话的起点。《万物有信》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重返自然时序的大门。它不仅是对传统物候知识的梳理，更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温柔批判与另一种可能的有力展示。它提醒我们：在效率至上与控制自然的现代迷思中，我们失去了与生命节律的联结。而重拾这种联结，或许正是应对现代性困境的一剂解药。当我们能再次读懂自然的讯息，当时间重新充满鸟语花香，当生活再次与天地同频——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更加本真、更加丰盈的生存方式：那是一种根植于大地、顺应四时的诗意栖居。

　　翻阅《万物有信》，仿佛踏上了一场穿越四季的时光之旅。我们从立春的微风出发，历经清明的田野、夏至的炎阳、秋分的凉意，直至大寒的凛冽，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这不仅是知识的汲取，更是一场感官的苏醒与心灵的疗愈——万物有信，唯恐人不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倾听自然的声音，阅读物候的讯息，在古老的时间智慧中，寻找安顿身心的力量。

　　合上书页，窗外的世界似乎悄然在改变。那片天空、那棵树、那条小路，因物候知识的注入而变得丰富而神秘。我们开始留意玉兰的花苞，聆听鸟鸣的韵律，感受风的转向。《万物有信》赋予我们一副“物候眼镜”，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充满讯息与意义的世界。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物候知识不再只是文人的雅趣，而应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李蔚表示，对物候的敏感度与生态意识密切相关。能够注意到燕子迁徙时间变化的人，更可能关心候鸟栖息地的保护；能够品尝到时令蔬果独特风味的人，更可能支持本地农业和可持续生活方式。而在气候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物候学的意义已超越文化与审美，更具备了深刻的生态价值。书中记录的物候变迁，不仅是季节的标识，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指标。李蔚提到，全球变暖已使许多传统物候现象的发生时间显著改变。重新学习物候知识，意味着我们重新获得了一种观察和理解气候变化的本土视角，一种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生态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有信》不仅是一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更是一本培养生态公民的教材。它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观察自然，更是如何与自然共生。在气候变化导致物候紊乱的时代，这种基于本地观察的生态智慧，或许比全球化的科技方案更能为我们提供切实的指引。

　　《万物有信》最终指向一个深刻的命题：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如何重新安放自己漂泊的灵魂？物候学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重新嵌入自然的节律，来找回生命的意义感和归属感。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惊蛰”而非三月，在“霜降”而非十月，我们与这片土地、这个文明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物候知识成为连接个人生命史与民族文化史的纽带，让我们的日常经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纵深和文化的厚度。

　　所以，这是一本适时而重要的书。它不仅是对过去的怀旧，更是对未来的邀请——邀请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时间有质感、生活有韵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物有信，而人，终能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