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深与浅、高与下，就是要看年轻学者的学术功力，这要包括他们的理论基础、思考方向、材料分析、思想深度，当然，也包括写作的文笔。近日，读唐昆的《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群体研究》，让我有很深的感受，他所站的高度，所看的广度，所思考的问题，体现了当代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

　　唐昆的研究对准了乾嘉时期的隶书书法家群体。中国书法由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所结构，“按照现今所出土的文献来看，隶书应于战国末年初见端倪。后世的程邈总结和归纳了隶法，形成了具有正体意义的隶书。及至东汉，隶书的字体构形、风格审美大放异彩，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样貌。但随着草书、行书、楷书书体的出现，特别是行书、楷书在实用意义上价值的突显，隶书很快就消匿于历史的舞台之中”。这是唐昆眼中的隶书，也许，正是因为隶书的命运值得探究，他沿着这样的线索，试图告诉我们隶书的真相。

　　乾嘉，是让人浮想联翩的时代。以此生发的乾嘉学派，是我国学术史的精彩乐章。以顾炎武、黄宗羲、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对古典经学的考据，对古代思想史的梳理，取得了重要成果。金石学隐匿其中，也焕发了别样的风采。

　　对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书法本体上，需要对书法家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有所了解。乾嘉时期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学问家、文人，书法是他们的“余事”，在“余事”中感知他们的艺术才华，必须结合他们的理论趣味。因此，想要谈好乾嘉时期的隶书书法家群体，还要在乾嘉学派上下一番功夫。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看到了唐昆所做的学术准备，谈论一个人，阐述一块碑，都是有备而来的，对乾嘉学术史的了解，不亚于对乾嘉书法史的掌握。

　　书分四章，第一章是“直指汉碑：乾嘉前期隶书复兴的发轫”，第二章是“从学术到艺术：乾嘉时期隶书取法与审美新取向的形成，第三章是“乾嘉时期善隶书家群体的隶书实践”，第四章是“乾嘉余绪：乾嘉时期隶书理念的扩散及影响”，应该说，这本书结构谨严、叙述清楚、论点明确，从点到面、从浅入深，对乾嘉前期的隶书创作情况和后续影响，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证和论述。尤其是第二章，唐昆重点讨论了乾嘉时期隶书与彼时金石学复兴的关联，从而把乾嘉时期的隶书勃兴与乾嘉学派的理论建树结合起来，赋予这本书学著作更为明确，更为丰赡的学术风貌。对此，唐昆写道：“随着清初隶学的复兴，汉隶在乾嘉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方面是乾嘉学派书家在金石学影响下对隶书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是乾嘉学派书家以汉碑为中心的访碑、鉴藏活动所促成。在这个过程中，乾嘉学派书家以学术为根本，重新审视先秦古文字成果，对新材料进行归纳整理，促成了书学新观念与以‘雅正’为引领的审美新取向的形成，扩展了‘帖学’传统。”

　　的确，乾嘉时期是中国学术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书法的特殊时期。唐昆于此深耕，试图找到隶书振兴的理由，分析中国书法审美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汉代以后，隶书进入了萧条期，三国时期的隶书工艺化倾向严重，唐代有了一点变化，也是昙花一现。元明时期，虽然有一批书法精英开始关注隶书，囿于社会需求不足，没有看到隶书书体特殊的美学内涵。直到乾嘉时期，隶书的光彩得以辉映学术、文化、艺术领域。对此，唐昆予以追踪，他告诉我们：“乾嘉时期，金石学在伴随着以汉学为研究主体的经学家的大量参与，汉学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方更是将理学并入经学的范围，使得经学作为学术的主流风尚。”这是隶书魅力被重新发现的一种导向，是学者们求真务实的自觉行为。唐昆进一步说明：“经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隶书作为汉代的通行字体，关注文体内容证史的同时，隶书字形的演变与文字之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研究的学者。在文字学的促进下，隶书的发展也逐渐被纳入学术的正轨，这是乾嘉时期与清初隶书发展的最大不同。”

　　从顾炎武到惠栋，从戴震到钱大昕，从章学诚到阮元等等，其人其文，让我们对乾嘉时期的传统学人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著述特点有了清晰的认知。基于此，再去欣赏、临习那一时期的书法家，尤其是善写隶书的书法家的作品，就觉得理由充分，感觉丰沛，独有的书法之美非常炫目。

　　章学诚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著述”，所指的就是学者苦苦思考之后的真实表述，“比类”，则是指在汗牛充栋的史料里去粗取精的过程和结果。在我看来，唐昆的《乾嘉时期隶书书家群体研究》一书，兼具了“著述”与“比类”，学术价值不言自明。

　　（作者为中国书协书法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