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前些天的重阳节，想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和王巩的一首七言律诗中的金句“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此诗是元丰元年（1078年）重阳节，42岁的苏轼与画家王巩等一起赏菊、饮酒时的即兴和答。苏轼就地取材，将寓意寄托在菊花与蝴蝶身上，咏叹“明日黄花蝶也愁”，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暗示自己就如同那过了时节的菊花一般。不曾想元丰二年，苏轼就遭遇人生最黑暗的“乌台诗案”，差点丢掉性命。不过，苏轼又借秋日景色抒发年渐老却乐天的情怀，全诗笔触精细收敛，风格清秀细密，宛如一幅画，整体清逸洒脱。

　　这首重阳诗除就地取材灵活地借菊、蝶、酒衬托意境，还运用“青州从事”“闻道郎君”两个典故，表达对朋友之情和人生无常的深思。

　　菊与重阳节渊源颇深，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条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至于饮菊花酒长寿，因有我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称其“上品”并言“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菊花最初寓意，就这样“健康长寿”挂钩。古人眼中，深秋不凋的菊花，就是生命力的奇迹，于是延至魏晋时期，重阳赏菊、赠菊应运而生。

　　除了赏菊，登高饮酒也是重阳诗友相逢保留节目。不过，苏轼却引用《世说新语》“青州从事”典故谈论酒之优劣、酒量大小：“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酒逢知己虽千杯少，但“我醉欲眠君罢休”，心胸豁达的苏轼接着谦虚“诗律输君一百筹”。这还不算，苏轼又引唐代李商隐和令狐绹的典故，阐述自己与王巩的情谊。李商隐早年师从当时“牛党”领军人物之一的令狐楚，年青时与其儿子令狐绹关系莫逆，时常称他为“郎君”。令狐楚病逝，“牛李党争”冲突激烈，李商隐又获“李党”骨干王茂元赏识并娶小女为妻，导致与已上位的令狐绹关系彻底破裂。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重阳节，36岁的李商隐写下凭吊已病逝10年先师令狐楚的《九日》，尾联“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49岁已拜相的令狐楚与李商隐已成陌路，既埋怨，又自讽。

　　相比之下，苏轼与宋初著名政治家、名相王旦的孙子王巩的情谊就堪比金坚。生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的王巩“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苏轼权知徐州，“（王）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元丰二年（1079年），王巩“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谪监宾州（今广西宾州）”，因御史舒宣的“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郎同货赂，密与宴游”诬告，20多位被“乌台诗案”牵连人中，王巩被贬最远、责罚最重，令苏轼非常内疚：“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苏轼《王定国（王巩的字）诗集叙》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王巩却不以为然，回复苏轼自己过得很好，信中还畅聊道家长生之术。苏轼与王巩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友谊被《宋史》记载，可谓名垂青史。

　　最后，苏轼不仅创造了成语“明日黄花”，还将人情赋予蝴蝶：眼看重阳后菊花也将憔悴凋零，蝴蝶再无花可依，不禁发起愁来。借蝶愁绪寄托人之愁思，含蓄委婉，意境高雅。写作是心灵的自由放飞，是生活的独特融合。苏轼的这首重阳诗不受任何东西羁绊，虽然感叹时光匆匆、相聚无期，可也透露了对时光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