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早

　　本世纪初，洪子诚老师在北大上《问题与方法》课，我坐在第一排。课中洪老师提到“潮汕人普通话不好”（洪老师是广东揭阳人），本是自况。看了我一眼，洪老师又说：“陈平原例外。”满堂哄然。

　　说这件往事，是感慨于洪老师有观察入微的能力，又有举重若轻的精神（若笔者不是师从陈平原老师，大概也不会有这场笑谈）。那年《中国当代文学史》首发，在北大中文系座谈，赵园老师有“老吏断狱”的评语，至今不能忘，亦当以此观洪子诚老师诸书。

　　《当代文学十六讲》洪子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

　　《当代文学十六讲》是讲稿，但洪老师之作，一向有讲稿胜于专著的美名，如不止一人讲过，中国香港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胜于后来用作全国大学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盖讲稿更便于讲者自由发挥，更利于单刀直入问题。简单说，是讲稿更见出讲者性情，不用顾忌方方面面，更能见出讲者功力。

　　《当代文学十六讲》从1949年论及上世纪80年代，正是洪子诚老师用力最深的阶段，也是他亲身亲历的阶段。换句话说，个人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步。更妙的是，洪老师一直在高校读书、教书，是个所谓的“臭知识分子”，不曾身列工、农、兵行列，这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知识特区和信息茧房的干扰，给了他更好的观察文学史的角度。

　　《当代文学十六讲》并不是从空白开始讨论“当代文学”，我想读此书者，有三个前提是必须了然于心的，否则读不通本书。这些前提如：

　　（一）当代文学与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当代文学中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还包括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二）当代文学进程中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

　　（三）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独立于世界文学发展。

　　这跟一般人想象中的“当代文学”是不一样的，但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作者在第一讲里便讨论《疑窦丛生的“当代文学”》，提出了“现代文学”替代“新文学”，是为“当代文学”的生成给出空间。或者说，“当代文学”创造了“现代文学”。这个说法比较拗口，却反映了作者的洞见：“新文学”是一种性质的界定，而“现代文学”则兼性质和时段而有之。而“当代文学”明确了现代文学的下限，也将“现代文学”的性质标示了出来。由此作者总结为：

　　194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看作“国家文学”，是由国家统一对文学生产全过程进行管理的文学，包括成立全国性的作家组织，国家管理文学出版、流通传播过程，制定统一的文学方针政策，对创作的政治艺术做出鉴定、评价。（P12）

　　这个定义里实际包括了笔者上述三点前提，但揭示更为明显、精练，也很好地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出的“一体化”概念。事实上，这是统摄全书的观念，后面的阐述，要在“当代文学即国家文学”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否则就得不出可靠的结论。

　　紧接着，作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文学的“地形图”》，这其中既包括国统区偏“自由主义”作家的隐退，晋、陕等解放区作家群的崛起，也包括上海作为“文学中心”的文化衰落与北京的独大。这一文学地理的变化，“从东南沿海向中原、西北的转移，体现在取材、人物、风格、语言等多个方面”，“作品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日常生活、风土习俗，到更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运动、各个时期的政策，从更多表现市民、知识分子到更重视表现身为‘人民’主体的工农的生活和斗争”。（P32）限于篇幅，作者没有过多分析单篇作品，但是熟稔当代文学作品的人都知道，作者的概括是准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它跟整个国家步入“新时代”有关，也奠定了当代文学的基调。

　　接下来，作者按照顺序，抛出了当代文学中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当代文学界争议已久的，如第五讲《“组织部”里的文学成规》、第六讲《“人民大作家”或“乡村治理者”》，有些是作者不止一次在论著里讲到的，如第十二讲《新诗潮：寻找新的符号系统》、第十三讲《拒绝的诗歌美学》，将作者擅长的当代诗歌史研究融合其中。而另一些，是此前任何一本当代文学史论著都不曾提及的，属于近年作者的独到见解，其特点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放在世界文学的潮流中去考察，关注文类之间的升降及其原因，将政治动因融入文学事件之中。如第三讲《“苏联化”与“去苏联化”》、第四讲《中篇小说的“发明”》、第七讲《历史提的问题，回答得了么？》、第八讲《19世纪文学：“怀旧的形式”》、第九讲《60年代的“戏剧中心”》，等等。有些是旧话，作者也明说吸取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但放在全书中，却自有一种“史”的妥帖，如第十讲《当代文人的另类写作》、第十四讲《“卑微者”的小片天空》、第十五讲《文学里的城市空间》。

　　对于写史最敏感的分期问题，作者用第十一讲《延长线上的“新时期”》就解决了，并精辟地指出：“80年代文学，既是变革、转折，同时也是当代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延伸。”这一延续性，过去是认识不足的，现在提出来，是因为“一、当代文学基本制度、观念、艺术方法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是在有所调整的基础上的延续；二、在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冲突的各种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到了80年代地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某些曾被压制、批判的论题被重新提出和肯定，如‘写真实’‘干预生活’，如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P180）。作者认为，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80年代的重大文学变革，而且要注意“新时期”与此前文学的对话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强调“变”或“不变”，因应的是不同的史述主流和历史认知——曾有研究生告诉我，他们最难理解的不是“十七年文学”，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代文学的本质和对话关系认识不清。新世纪以来，笔者提出的“重新发明文学”也可能看作一种“断裂”的宣言。对于文学发展来说，宣言“断裂”或许是必要的，但对于文学史而言，强调“连续”才能看清历史的传承与吊诡，理解其中的逻辑。

　　从体量来说，《当代文学十六讲》是一本小书，也不承担分析作品、解读作家生平等耗费大量篇幅的任务。但是从提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这又是一本大书。作者秉持一贯的态度，知人论世往往不下断语，而是以疑问句出之，留下后面无比广阔的空间。读完此书，对于“什么是当代文学”当有一个充分的认知，这种结构性的认知才是引导我们读史求智的有用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