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香

　　“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的驯化与栽培，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里程碑。当你在餐桌上享用“小豆饭”“红豆粥”时，有没有想过：这些陪伴人类走过漫长岁月的农作物，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走进我们祖先的生活？在尚无成熟农业技术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又是如何搭建起最初的饮食体系？

　　9月23日，由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国际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山东淄博后李文化小高遗址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炭化小豆遗存，比此前中国境内发现的炭化小豆提早了4000年。

　　小高遗址出土的炭化小豆（左）与现代小豆（右）。陈雪香供图

　　提及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过去学界的目光多聚焦于粟、黍等谷物，豆类作物的驯化起源因遗存难寻而模糊不清。植物炭化遗存在漫长岁月里极易被破坏，想要找到远古豆类存在的直接证据难度极大。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山东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泰沂山北麓冲积平原上的小高遗址开展发掘。考古队员在小高遗址60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中，系统采集了891份浮选样品。经过细致筛选，从约3.2万粒炭化植物遗存里，发现了粟、黍、水稻、大豆等常见农作物，更找到了45粒炭化小豆。后续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更是令人振奋：其中两粒小豆的直接测年数据分别为8985—8645cal.BP与8032—7939cal.BP，这比我国境内此前发现的炭化小豆提早了4000年，比有直接测年数据的炭化小豆提前了6000年。

　　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豆与黍子、谷子、大豆的伴生出土，证实9000年前黄河下游已形成东亚地区最初的“谷物+豆类”复合作物体系。豆类作物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优质蛋白质，其根部的固氮功能还可改良土壤肥力，与粟、黍等谷物形成生态互补。这种兼顾营养与可持续性的农业模式，展现了我国先民早期的农耕智慧，也为理解东亚旱作农业的独特性提供了关键线索。

　　这些看似微小的炭化小豆，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遗址中的房址、灰坑、陶器、石磨盘、石斧等遗迹遗物共同出土，生动勾勒出9000年前黄河下游先民的生活图景：那时的人们虽然主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动物获取食物，但已经开始干预物种的“声场”，尝试种植特定的植物并逐渐走向定居生活。小高遗址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小豆研究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处于农业起源的最初阶段，古代先民经济生活虽仍以采集、狩猎为主，但已经开始耕种和定居生活。小高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这一从“逐食而居”到“定居农耕”的关键转折，为研究东亚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完整的实物链条。

　　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小麦、玉米、水稻等主流农作物的研究关注较多，对豆类作物的早期驯化历程探讨相对薄弱。历史上曾有5000余种植物进入人类食物谱系，粮食与营养多样性的维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小高遗址炭化小豆的发现，让学界得以重新审视食物多样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对小豆等豆科植物驯化史的研究，为解析农业地域差异、探索可持续农业路径提供了重要窗口。

　　在农作物起源叙事中，“单一起源”曾是部分学者的观点。小高遗址的考古证据给出了不同答案：9000年前黄河流域先民已开始对小豆进行人为选择，为“小豆全球多地起源”提供了确凿的实物支撑。研究团队通过对比发现，小高遗址的小豆直观呈现出小豆驯化初始阶段的形态特征，其尺寸变化也印证了农作物驯化的区域多样性：不同人群的饮食偏好、作物与人群的流动交流、环境适应压力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小豆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多中心驯化进程。

　　这项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国际科研合作的助力。中、美、日、韩学者组成的团队不仅共享了40余个遗址的考古数据，更融合多学科技术手段，让实物证据与基因分析相互补充，构建起更完整的小豆驯化与扩散模型。农作物驯化是全球性课题，唯有通过跨区域、跨学科的交流协作，才能厘清1万年前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动力。

　　即便是最微小的种子，也能承载起厚重的历史。9000年岁月流转，小小的炭化小豆静静诉说着先民的农耕智慧。从黄河流域的田埂到如今的餐桌，“粟类+豆类”的农业传统跨越千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一考古发现，不仅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文明的源头，更启示我们：尊重作物多样性、传承农耕智慧，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守护人类共同粮食安全的重要根基。

　　（作者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