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我虽然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长达41年，但事实上我与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学时代，我对文学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数学、物理来得浓厚，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会到中文学科来讨生活。那么，我是怎么走上文学研究之路的呢？

　　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爱文学。那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硬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购置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二书，视为枕中秘宝。我当然也跟着读，于是从小就把两部书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却是长于理而短于文。1962年，正在一个江边小镇的中学里读初二的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太仓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前者名落孙山，后者却以满分获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进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即名震遐迩的“苏高中”。我在课程选择上更加偏向数理化，因为生平第一次亲手触摸到那些实验仪器，引起了对物理、化学的浓厚兴趣。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高中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也鼓励大家读课外书。校图书馆里有数万册藏书，我课外阅读的范围迅速扩展，主要是读文学作品。我从高一就立志要报考理工科的大学，但仍然广泛地阅读各类课外书，那些书与即将来到的高考毫无关系。到高三时，我已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等人编的。但那时我只是把文学当作课外的阅读对象，没有想到后来研究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1966年初夏，我读到高三下学期，面临高考。当年苏高中的同学在选择高考志愿时有严重的重理轻文倾向，我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不错，填志愿草表时前面三个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自动控制系和工程力学数学系。没想到刚填好草表，高考就被明令中止了。到了1968年，“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也回到太仓县璜泾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青生涯。

　　下乡的头一两年，我对学习理科还未死心，带了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是两年以后，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从此只读文科书了。

　　我的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时，我既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连本乡的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当不上。我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书，总想弄点书来读。那时村里连张报纸都没有，更不要说图书了。城里的图书馆也早就关闭，所以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读书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到手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但是那样读书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好多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我在农村的读书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因为那些书都是偶然落到手里，根本无法选择。

　　那样读书当然没有任何“学科”的意识。但从总体来看，我所读的书还是以文学为主，尤其是古代文学。倒不是它们的数量特别多，而是它们特别耐读，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都是百读不厌的名篇，一本书够读一两年的。我至今难忘当时借到胡云翼《宋词选》的兴奋心情，就像饿得半死的人突然借到了几斗米。

　　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生活确实艰辛，我待的那个村庄不通电，煤油又是定量供应的，晚上经常要摸黑吃饭，更没有灯光读书。那段经历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几分坚韧、淡定的因素，后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沮丧。茅檐下的读书是那段艰苦岁月中的亮点。当时我之所以喜欢读古典作品，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生活非常单调，心情也很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也可以受到启发。古人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也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

　　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觉得古人并不遥远，我并不孤独，因为古人也有与我类似的遭遇，有同样的感受。有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论文时往往只惦记着史实考证和理论抽绎，却忘记了涵泳体味作者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思。我觉得年轻时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安大外语系读了一年后，因为想把每月18元的助学金变成35元，就跟着几个同学提前报考研究生，于是又糊里糊涂地报考了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程千帆教授，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我从未读过中文系，但是几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那年南大的古代汉语试题，不是让你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程千帆先生亲自命题的专业试卷，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词，因我在农闲的时候曾自学了一些诗词格律，就没有交白卷。

　　到南大以后，我才知道程千帆先生当年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改上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后来，又很幸运地，我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生。程先生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由于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所以让我以专书研读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程先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细察这份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关于唐宋文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可能是针对我没有读过中文系的本科，学业基础比较薄弱，程先生必须让我“恶补”一番。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以后，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当然，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还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我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1984年10月22日，我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参加了论文答辩。这是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文系把答辩会办得非常隆重，组织了堪称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除了导师程先生以外，还有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先生。此外还邀请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金启华、顾易生等先生评阅论文。经过3个小时的答辩，钱仲联先生当场宣布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我的答辩。答辩一结束，系里就通知我留校任教，并让我准备下个学期的课程。我从此成为南大中文系的教师。

　　回首平生，我觉得是在农村时养成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心想当工程师的人成为以古代文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我在江南农村的茅檐底下结识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朝夕相伴，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成为专门钻故纸堆的中文系教师。我年近八旬，成就无多，但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至今不悔。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

　　经常有人把我的名字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古话联系起来，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我的名字是父亲为我起的。父亲自幼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而少年辍学。他非常希望我有出息，但决不想让我出人头地。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也不要出类拔萃。我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抚养我们兄妹四人很不容易，他们成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我初中毕业后，父母送我去上苏高中，其实我是应该读中专、技校的，那样能早点干活挣钱。但父亲认为我成绩优秀，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再上大学。性喜文学的父亲中年辞世，他没有看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中文系教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只想做一个普通教师，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我已经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了40年，近年来又把主要精力用在普及古典文学上，我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完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