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宏林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抗战时期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向西南、西北的广阔后方撤退。昆明城中，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通力合作，在铁皮顶的教室里培养出了一批顶尖人才。乌蒙山脉另一侧的贵州，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进行了5次迁移，每一次他都要亲自考察转移路线和校址。在延安，《黄河大合唱》第一次演出，为丰富乐队演奏的层次，冼星海以煤油桶作低音二胡，铁勺、搪瓷缸、脸盆轮番上阵充当打击乐器，激扬的歌声一路传往前线……张庆国的《绿色的火焰》就是这样一部以抗战大后方为背景，全景式叙述文化抗战活动的非虚构作品。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如此繁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要在全景式记录与个体化叙事之间求得平衡，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取舍。他严谨挑选了建筑、教育、文学、戏剧、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的内容作为书写对象，通过刻画个体的经历与选择，由点及面地串联起相关事件与时代背景，让大后方文化抗战的壮阔图景在可敬可感的人物故事中自然铺展。

　　《绿色的火焰》 张庆国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此，我们得以看见在寒风中独自拽着铁链，爬上应县木塔68米塔尖测绘的梁思成；看见从茶叶铺伙计蜕变成《大公报》“笔杆子”，坚持在山洞中办报的王芸生；看见故宫文物南迁到乐山时，主动打破无人敢接的寂静，将当地庙宇祠堂及自家住宅腾出来用于文物存放的安谷乡乡长刘钊……书中出现的文化活动当事人近百名，其中不乏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不知胜利在何时，但他们没有一刻放弃自己的职责。

　　《绿色的火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构建作品骨架，以克制的文学想象填充作品血肉。通过文字，架起一座跨越时间的桥梁，寻找那些饱含着情感的共同记忆。为此，作者不仅大量阅读史料、专著、传记等材料，而且坚持凡是故事发生地自己一定要到达。以宛平城为起点，15省25地的寻访缓缓展开。100多天的田野调查，他写下15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50万字的采访录音。如他所言：文本中出现了两条叙事的河流，一条是历史事件——宽阔的记忆之河；一条是行走中国的“我”——涌动的现实之流。这两条河流相互交织，寻访者与文化活动当事人遥相对望，不但打破了大历史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壁垒，更拓展了作品的叙述空间，使历史的纵深感与现实的在场感相互映衬，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与张力。

　　回望14年抗战，炸塌的废墟旁依然歌声不辍，乡间田野里依然有学校在育人，山洞里依然有报纸在源源不断印出。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坚守着、斗争着，这正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体现。当年，西南联大学生兵分几路前往昆明，其中一部分组成最为艰苦的步行团，诗人穆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途中写下诗歌《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本书书名《绿色的火焰》便来源于此。在那历经磨难的岁月，中华文明之火以另一种形式燃烧绽放着，始终炽热，始终饱含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