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帆

　　程怡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半了，常常想起她，无论梦中还是白昼。

　　我与程怡交往的时间非常长。从1979年9月开始，我们是中文系的同班同学，迄今已有46个年头；非常怀念那一次次的同学聚会，通常的境况是，我们抽烟、喝酒、聊天，她抽烟、喝茶、拍照，真是其乐融融。如今这种氛围已难以复制，因为一个群体的聚合总要有一个主心骨或者“魂”在，程怡就是我们班的主心骨，我们班的“魂”。1983年7月本科毕业，程怡留校工作（工会），我继续读书，后来她调进中文系的大学语文教研室，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再后来大学语文教研室合并到古代文学教研室，我们成为真正的同事，一直到她退休。

　　程怡是个“世家子”，她的父辈和母系均极优秀，尤其在文史和艺术领域。但程怡这一辈人其实没有获得多少上一辈的“庇荫”，相反，他们的长大成人与那个特殊年代是相始终的。父辈“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对子女特别看顾的余心余力？因此在这一辈的人身上便有着不少特殊的时代特性，比如他们大多经历坎坷，人生平淡，主观上也不求闻达，随遇而安；又如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秉性，有君子之风，少世俗之气。程怡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她从父辈那里获得更多的是那种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气质、趣味、人格以及对学术的敬畏，以此养成了她特有的“从容”“淡定”之品性。

　　程怡的“从容”在职称评审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当下高校，职称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名利之门。但程怡终其一生是个副教授，且是在将近50岁（2000年）时才申报。其实程怡在系里教师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从1983年留校工作起，她有近20年的高校教龄和10余年的讲师龄，评个副教授并不难。但程怡始终不急，也没想到这有什么不妥；在她看来，有好书可读，有好学生可教，作为教师，夫复何求？如此淡定、如此从容，在高校中是非常罕见的。这位近50岁“高龄”的“老讲师”能顺利晋升副教授，我是游说者，也是实际推动者。晋升成功后，照惯例，她应该要“谢谢”我，但她始终没有，我记得仅说过一句话：常在河边走只湿一次鞋。言下之意，这次是看你面子，今后有关职称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如此淡定，是“矫情”？其实真不是，她就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当然，程怡并非一味“淡定”，她也有“自负”的一面，甚至在常人看来这是她的“主流”面相。不过程怡的“自负”与“从容”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分”；且其“自负”处往往是其“忘情”处和“忘形”时，总体还是“淡定”。何以言之？举个例子：与程怡有过交往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她有一句使用频率很高的口语，“侬懂我意思（口+伐）？”这句话有一定的攻击性，也会让一般的听者产生被人“贬低”的不适感。但其实这是上海话中的一句俗语，与价值评价没有多少关联。程怡使用这个俗语的大部分时候也是如此。但有例外，当她发现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或者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现象，要来与你讨论和分享时，一句“侬懂我意思（口+伐）”是别有兴味的；此时此刻，“侬懂我意思（口+伐）”就潜藏着“侬听懂我意思了吗”这一字面含义，而这往往是程怡最意气风发之时。我在与程怡的交流中，就“享受”过这种“待遇”，因为在她发表的论文中，有一大半都跟我在电话中交流过，或在写作之前，或在写作之中，只要谈到入情处和关节处，“侬懂我的意思（口+伐）”的使用频率就非常高。每当这样的时刻，你能够想象出电话那头的程怡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份“自得”和“自负”。但这种场景是不多的，是“特例”而非“常规”。还有一例也可证其本性在“淡定”，程怡身高体健，性格直爽，对青年学子乃至青年教师都关怀有加，这种关怀其实有浓重的母性情怀，只是不常表达而已。某次我跟她聊天，谈到了系里的发展、学科的建设等“功名”中事，她也能聊，但明显不在状态，只幽幽地加了句评语：“这些都是你们男人的事了”——一副小女子不惹世事的姿态。

　　程怡多才多艺，文字之外，摄影、油画创作乃至服装设计等也做得别有洞天，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令人钦敬；但对这方面的成绩，程怡自己的评价只是以“好玩”二字一笔带过。细细品味这“好玩”二字的含义及其所指，我以为，程怡是把“好玩”与“事功”分而论之的，“好玩”是“为己”，“事功”是“为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好玩”的东西属于个人享受范畴，“事功”的东西却是职业所系，是用来换取“吃饭”的“铜钿”的，是“本分”，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偷懒。于是在程怡的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味的组合，她把“好玩”的东西做到了“事功”的高度，把“事功”的东西做到了“好玩”的极致。而将“事功”与“好玩”这看似不同的两种品相融为一体的就是她的教学工作，尤其是本科教学。她的教学一直是中文系本科教学的一个“标杆”，在她的影响和熏染下，还带出了一批青年教师，如李明洁、吕志峰、徐默凡等，也使中文系对教师的评价始终将本科教学置于一个特别的高度。那时，可真是中文系本科教学的“春天”！

　　就文字而言，程怡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是两个领域的文章：散文和论文。数量都不多，但质量不俗。正应了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什么是好学者？文章写得少！当然这也不能绝对，但放在程怡身上是基本恰切的。至于如何评价程怡的散文和论文，我跟文集整理者的看法略有不同，《文集》先散文（创作）后论文（学术）的排序是否有价值判断的成分，我不得而知；但据我所知，程怡自身其实并不太在意和看重她的散文创作；且题材限制也比较严重，如非深于情者不写（如父亲等），非明显悖于理急欲澄清者也不写（如其叔叔家事）。故其留下的散文基本上是对父母及家族成员的回忆，尤其是对她父亲的追忆文字，可谓字字泣血。但这也限制了程怡散文创作的视野和格局，虽极为感人，然仍属性灵小品。程怡的论文则不然，虽篇章不多，但均为视角独特，考证严密，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如对“大音希声”的解读，对“韵”的阐释，以及《元祐六年后的苏、秦关系及其他——试论秦观〈踏莎行〉的曲折寄托》等都是上等的好文章。所以从“事功”的角度和范围来为程怡作出评价的话，我的看法是：教学第一，学术第二，创作第三。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其实，程怡是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对她的评价也无需复杂；因为她所有行为的背后都是简简单单、清清白白的，那就是从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读书人的基本道德和良知，以及将这些道德良知诉诸实践的行为准则。她做教师是如此、做学问是如此，做“孝女”（她伺候父亲七年，看护母亲六年，结果也耗尽了自己）同样也是如此；在她看来，这都不过是守其“本分”而已。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程怡是前年的秋天，究竟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楚。那天，康健园的桂花烂漫地开着，让我记忆犹新。记得这是李明洁约我去看她的，我们再约上乃兵一起驱车前往，在她底楼的工作室聊天后，她执意要送我们，并邀请我们一起去康健园散步。那天她非常高兴，根本看不出是一位重病在身的人。我们的道别是在康健园靠近桂林路的边门，一个稍微有点逼仄的出口。没想到这会是永诀！

　　程怡，安息吧。

　　附记：为纪念程怡老师，系里同仁编写了《程怡老师纪念文集》，嘱我在书的开首写上几句，权作引子。

　　202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