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能子

　　在一个人人在线、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没有消息提示音响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与自己单独相处。我们不断用信息、消费和社交填满每一寸空隙，却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惫。我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却独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齐格蒙特·鲍曼的《无法独处的现代人》和于海、邹华华合著的《看见不可见社会》，恰好从个体焦虑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一时代困境的钥匙。

　　从“女魔头”被吐槽“审美降级”说起

　　2005年，《穿PRADA的女王》（又名《时尚女魔头》）热映，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角安迪从初入职场的普通形象，逐渐转变为全身精致装扮的职场人，就连对细节的把控、言行的风格，都彰显出身份与品位。该片由此成为无数人的时尚启蒙。20年后原班人马回归拍续集，定妆照刚放出即陷入“审美降级”的争议。安迪的造型被网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却穿出了快消品的既视感；一些偏休闲的搭配，被指缺少时尚从业者该有的精致；整体的松弛风格更被拿来与前作的都市摩登对比，认为显得土里土气。

　　续集之于前作果真审美降级了吗？我不好评判，但我从吐槽者的言辞里嗅出了一丝反讽意味。

　　在我看来，《穿PRADA的女王》的成功正源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祛魅。刚出校门的安迪脱下稚嫩学生装，穿上奢牌，这不仅意味着外形变化，更是身份与认知的嬗变，表明她接受了一套被行业和社会认可的符号系统，被成功规训了。但影片最后，安迪放下一切，抽身离去，从而完成了对规训的反抗。谁想20年后，安迪竟然因为穿工装裤、平底鞋、基本款衬衫而被批评穿得“不像个时尚人士”，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进一步探究，吐槽者维护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费主义，并因此而产生某种焦虑。这让我想起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无法独处的现代人》一书中讨论过的一种“疾病”——睫毛稀少症。

　　睫毛太短或不够浓密，原本不是疾病，连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当商家宣称发明了一款能够让睫毛又长又密的滋养液时，睫毛稀少就变成一种亟需治疗的“病症”。而这会给个体造成舆论压力。鲍曼写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却没有采取措施，让人看见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如此一来，不在乎睫毛长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审美问题成了伦理问题，关于“好不好看”的讨论异化为“道不道德”的裁断。

　　很熟悉的逻辑对不对？生活中有很多类似要求“服美役”的场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丝袜、网上对中年人体型的恶评等。针对安迪在《穿PRADA的女王》续集中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其基本操作是：先设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如“时尚从业者就该穿得精致昂贵”“奢侈品就该有奢侈品的样子”，再让人们相信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够好”，进而产生焦虑。

　　然而，当穿衣从自我表达变成身份证明，当审美从个人偏好上升到伦理问题，我们的选择权就被束缚在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

　　液态社会与数字牢笼

　　需要指出的是，鲍曼并不是否定消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消费主义。对两者的区别他做过清晰的论述：“不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费，我们就会死去……消费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消费主义’并非不可或缺——这是一种把对消费的关注置于所有其他关注之上的倾向，而且往往把消费作为所有追求的最终目标。”换言之，鲍曼反对的是那种一味追逐潮流、将消费视作人生终极意义的商品拜物教。

　　当然，作为一位富有洞察力、思想深刻的社会学家，鲍曼不会把“锅”轻易地甩给个体。在他看来，陷入消费主义不是由于个体的软弱，而是“液态社会”与“数字技术”共同造成的结果。

　　鲍曼指出，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一份工作能做一辈子，一个社区能住几代人。但现在，社会变成“液态”的——经济可能突然下行，一个行业可能在几年内从热门变成冷门，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连“成功”的定义都在不断变化。特别是Y世代和Z世代（80后至00后），刚进入社会就面临技能过时的压力，今天学会的知识明年可能就不再适用；今天做出的成绩，因为行业变动，或许明天就失去价值。总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不确定的、短暂的关系与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成了人们唯一能抓住的稻草。通过形形色色的消费行为，人们确认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位置，从而在漂浮的液态社会中找到锚点。类似观点，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也表达过。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米尔斯分析说，由于必须依附企业、机关等存活，白领在经济上不具备独立性，生活处于悬浮状态，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而消费，是他们感知自我存在的主要方法，“我思故我在”成了“我消费故我在”。

　　《白领》出版于1951年，米尔斯没能赶上互联网时代。鲍曼则是亲身经历，社交平台初兴时，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数字技术的威力。

　　自从有数字技术加持，消费主义更加势如破竹。如今，手机购物已渗透到千家万户，人们动一动手指，商品就能送上门。直播间里的“买它！”、平台算法的“猜你喜欢”，都在不断刺激消费欲望。互联网消费还制造了一种虚幻的互动——仿佛我的消费不是个别行为，而是有千千万万人一起买同款，大家同频共振，我永远处在某个热闹的场域中，从不落单。

　　这种热闹的“连接感”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今天，几乎人人离不开手机和网络，数字技术将所有人都织进了一张大网之中。后果是什么呢？鲍曼指出，我们失去了“独处”的能力。

　　独处是一种整理思绪、自我反省的珍贵状态，但在随时可及的虚拟互动中，我们习惯了被资讯、互动、消费填满，一旦停下来，面对自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空虚、焦虑。鲍曼提到一个十几岁的英国女孩，只要醒着，平均每10分钟就要发一条信息，从不停歇。她不是不想独处，而是不知道怎么独处，只能通过不断和外界保持连接，用他者的声音填满自己。长此以往，人类恐怕无法忍耐孤独，也失去了与自己深度相处的能力。

　　从“不可见”中看见

　　鲍曼的观察尖锐而富有启发性，不过，《无法独处的现代人》毕竟是专栏文章合集，论述更偏向现象批判，若要深入理解“我们为何无法独处”，以及“如何重建独处的能力”，我们还需要更系统地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正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与邹华华在《看见不可见社会》中所做的工作。

　　于海在书中提出了“不可见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人、建筑、组织这些有形的部分，更包括那些“看不见”的观念、情感、制度。这些无形的东西像空气一样渗透于日常生活，很少被我们直接察觉，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行为。理解了这些“不可见”的部分，才能真正明白鲍曼所描述的困境背后，藏着怎样的底层逻辑。

　　例如，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制造焦虑，本质上是“不可见的观念”在发挥作用。观念是人和动物最核心的区别——动物只会根据本能行动，而人会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观念）做出选择。商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把“消费”和“自我价值”绑定在一起。通过广告、社交媒体等渠道，不断植入“不消费就是不精致”“不购买就是不上进”等想法，让人们慢慢相信，消费能力的强弱等同于自我价值的高低。无形的观念，比任何强制手段都有力。

　　再比如，算法之所以能困住我们，是因为它切断了我们与“不可见的社会互动”之间的连接。社交平台让我们习惯了虚拟互动，忘了真实相处的温度。我们可以在网上和朋友聊得火热，却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可以在短视频平台获得很多点赞，却很少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聊天。于海把这种情况称为“社区原真性的丧失”。社区里的小菜摊、理发店，原本是人们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归属感的地方，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但在数字时代，这些真实的连接被切断了，我们只能在虚拟世界里寻找陪伴，自然无法适应独处——因为独处需要内心的充实，而这恰恰来自与真实社会的互动。

　　更重要的是，于海告诉我们，独处不是脱离社会，而是在理解社会的基础上找到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严飞的对谈中，于海多次强调，“看见”是一种主动的、批判性的认知努力。它要求我们跳出信息茧房，挑战理所当然，追问现象背后的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被动的“被观看者”，转变为有能力反思、选择、行动的“社会主体”。

　　鲍曼指出了“无法独处”的困境，于海则给出了破局的方向：要学会独处首先要理解社会，因为社会是个体获得意义的重要场所。这意味着，独处并不是拒绝与社会互动，而是要留出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消化经历，明确自身需求。如果我们连社会中那些无形的规则、情感、连接都看不见，连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找不到，独处时就只能面对空虚和迷茫。只有“看见”社会的全貌，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真正享受独处的时光。

　　在孤独与连接之间寻找人的尺度

　　鲍曼和于海，一位是欧陆批判传统的继承者，一位是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实践者，他们从不同路径出发，却抵达了相似的关怀：在这个看似高度连接、实则人人孤独的时代，人该如何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穿PRADA的女王》续集的争议，是这个时代审美焦虑与身份焦虑的缩影。有人吐槽安迪“审美降级”，本质是害怕自己跟不上消费主义设定的标准；有人沉迷购物、刷社交平台，则是想在液态社会中抓住一点确定感。而鲍曼警示的“独处危机”、于海倡导的“看见不可见”，都在提醒我们：要真正地“活着”，就不能只浮在社会的表层，被潮流、算法、消费推着走。

　　我们需要有时走进人群，穿戴整齐，扮演角色；有时也要退出喧哗，独处静思，回归本真。其间如何平衡，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从“看见”那些不可见的社会机制开始，从反思“我们为何在意”开始，从尝试“关掉手机十分钟”开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消费与社交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位置，在孤独与连接之间，找回属于人的、有温度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