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奕俊

　　“县城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窗口，也是具有烟火气、人情味，蕴藏无数故事、充满生命张力的素材富矿和灵感泉源。”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近期所言，无疑是对“县城”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凝练描述，同时也在向众多写作者传递富于启示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于“县城”与“文学”的观察与想象，对于“县城文学”与“文学县城”的辨析与创造，首先需要回到“‘县’场”，回到“‘县’场”本应具有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颇具意味的是，为何要关注“‘县’场”，以及怎样回到“‘县’场”的“人间烟火”，也间接引申出了晚近国内文学创作有关“县城”与“县城青年”的一个显豁问题，即：现实层面与文学层面的“县城”“县城青年”存在明显的结构错位。包括当前因一类陈旧的、阴郁的、黯淡的美学风格而在网络社交平台受到热捧、模仿的“县城文学”风，一方面这类潮流呼应了新世纪至今县城文学书写的突出特征，但此类特征呼应又是对现实社会正形成新变的“县城”与“县城青年”的背离。

　　而如果将视角转至改革开放初期，其时一批聚焦县城青年而书写的文学作品恰恰首先立足于对同时期县城面貌与青年状态进行追踪定位。1982年，《收获》杂志第三期刊发了后来为路遥赢得广泛声誉的小说《人生》。《人生》及之后由导演吴天明执导的同名电影的热映，某种程度而言也将生机勃勃、富于野心而又颇具才干的高加林引申为上世纪80年代县城青年群体的显豁象征。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语境下县城的气质描摹呢？

　　饶有意味的是，2008年，《收获》春夏季长篇小说专号重刊了路遥的《人生》，同期还推出了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由《人生》到《追随她的旅程》，事实上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城青年书写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次第展开的逻辑框架。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从1991年“一个衰老的县级市”戴城说起，18岁的技校青年路小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寂寞与喧嚣并存的戴城，他肆无忌惮却又惶惑徘徊的县城体验与青春记忆也暗合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转型期。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却又是对上世纪90年代一类县城青年生存境遇的揭橥：“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对于90年代小说内外的县城青年而言，他们都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寻找”的背面也可能预示着“出走”。三年后的2011年，阿乙在《人民文学》第11期“非虚构小说”栏目发表了中篇小说《模范青年》。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故事：小说叙述者“我”与警校同学周琪源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同一个县城公安局工作，“我”不甘于接受一眼望到头的乏味生活，选择离开县城外出闯世界，周琪源则囿于县城郁郁而终。《模范青年》通过将“出走”的“我”与“留下”的周琪源作为一组质地迥异的县城青年镜像，进而有意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关题材创作作出掷地有声的“总结”。需要指出，阿乙的《模范青年》以“总结”的形式也在试图昭示改革开放以来县城青年的“标准”问题。而小说的题中之义，恰恰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当中的县城青年如何逸出片面的“标准”，寻求“异路”“新路”，在“模范”之外确认另一种“新人”方向。

　　但理应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在《模范青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诸多文学创作所涉的县城青年反而暴露出趋于概念化、同质化的形象特质与行为表现，或者说，“县城青年”内嵌的现实含义与时代趋势，被一类滞后却具普遍性的“标准”所覆盖。而读者也难以从被“标准”捆绑的文本里捕捉到如高加林、路小路那样明晰的青年面目。

　　这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就在于那些“灵”与“肉”皆从县城“撤离”的写作者一旦进入县城青年的世界，他们的叙述往往会失焦，往往会无所适从，往往会顾左右而言他，因为种种这些已然被排除在他们逼仄的经验版图外。故而他们只能让县城青年出走，但出走并非意在开辟“新路”、铸造“新人”，而是经由让县城青年被压缩为边缘化的空洞符号，从而绕开对书写对象深层次的体察与追问。

　　而随着县城青年从“出走”到“被出走”，相对应的，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城市与乡村重要纽带的县城，在当下所见的一系列文学作品里同样丧失了具有区分度的空间感，更趋向于一类名曰“县城”实则不知其所以然的“万能背景板”。

　　因之，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青年在县城”的显豁的文学主题是“出走”，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则要观照县城青年如何“回归”县城。

　　所谓“回归”，不仅指向文学作品内青年人物的精神结构与行为方式，也关涉写作者在视角、趣味、立场等方面的调整。对于这个时代有志于书写“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写作者来讲，他们需要回到“此刻”“此地”的县城场域，让自我融入到县城与县城青年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中去，充分感知生活在县城的青年群体真实丰盈的现实状态与情感波动。

　　以颜歌的《平乐县志》与张楚的《云落》为例，这两部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锚定于县城的日常与细部，他们所聚焦的是作为现实的人与动态的人的县城青年，这也令小说中县城青年的生活史、情感史与成长史皆有了扎实的落位与多元的指向。而《平乐县志》《云落》等作品也在呈示敏锐的写作者如何用可靠的行动力代替缥缈的想象，用真切的在场感代替滞后的“标准”。

　　事实上，只有首先向内抵达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内核深处，方能对这个宏阔时代背景下“如何写县城”“如何写县城青年”形成观念创新与空间再造，也方能令县城与县城青年有真正“走出去”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对于县城与县城青年的把握也应返至这类题材创作尚未得到充分梳理的精神源头。包括我们有必要结合精神源头的内部与外部，去思考曾经的县城与县城青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延长线上是如何存在的，又是怎样“被剩余”的，并通过对“存在”与“被剩余”的重新确认获得写作的动力方向。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在其主持的《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在县城”专题里谈到：“应该一直到新世纪前后，县城一直为中国文学输送着文学青年。他们里面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大多数还剩余在县城。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繁荣的基座，即使他们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至少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他们是县城的小职员、教师、工人，等等。”由此而论，在文学创作维度重提县城与县城青年，其意义就不单是区分与确认某种特定的叙事空间与叙事对象，同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来处”的重新厘定。而怎样回归、认领县城与县城青年的广阔性与复杂性，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从业者亟待厘清的课题。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