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陈瑜

　　文明的传承与对话离不开历代中外学者以翻译为桥、以理解为舟的薪火相传。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主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著名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校长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讲述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耶稣会传教士如何在“四书”中找到了共鸣，并通过译介将这份共鸣传递给欧洲的读者，从而引发了后续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她本人致力于中国经典尤其是“四书”的翻译和研究。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李集雅教授。

　　问：您是第一位将《论语》和《中庸》翻译成意大利语的汉学家。中国经典中许多概念的翻译极具挑战，例如“仁”。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鸿沟，传递这些概念所承载的丰富思想？

　　答：有些概念确实是“不可译”的。它们含义独特，内涵极为深厚，很难在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单一词汇。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诠释，而这种诠释有时会偏离原意。此外，对经典的理解是不断更新的——如果现在重译《论语》，我很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过，我认为翻译的核心价值在于传达文本的深层意涵，这种意涵本身是可以被解读的；而翻译的另一个目标，是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自然流畅，并能够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找到共鸣，从而理解其意涵。

　　问：本届世界中国学大会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这种“连续性”被普遍认为贯穿于今天常说的“中国智慧”之中。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看，“连续性”会让您联想到什么？

　　答：对我而言，中国哲学的魅力体现在诸多方面。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当年耶稣会传教士初来中国时，以为佛教与基督教思想最为接近，随后他们认识到，“四书”才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精髓所在。历代学者对“四书”的不断翻译、注释与争鸣，正是“文明连续性”的体现。他们所传承的智慧，至今仍被人们所珍视，对促进世界和平也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一些备受推崇的理念，例如“恕”，可以理解为“empathy（同理心）”；又如“仁”，可依不同理解译为“humanness（人性）”或“benevolence（仁爱）”。

　　问：您曾寄语当代中意学者成为“今天的马可·波罗”。您个人的经历也令人深受启发。1985年，您来到复旦大学研习中国哲学，如今也积极推动威尼斯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学术合作。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学者，您有怎样的期待？

　　答：如今，年轻学者更倾向于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他们既扎根于自身文化，也积极研究其他文明，这是非常可取的方向。我们必须通过比较，探寻不同文化传统尤其是古典哲学之间的共鸣，如今这样的对话还太少。中意两国共享许多文化价值观，例如对家庭的重视、对社会关系的强调，总之都倡导一种“与他人相连”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认为加深彼此了解至关重要。

　　年轻一代应当推动文化间更深层的理解、协作与包容，而他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如今国际旅行十分便利，在异国文化中生活数月甚至数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我初到上海、在复旦学习时，正是这样全身心地沉浸于另一种文化之中。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当你深入体验另一种文化之后，你自身也将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