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垚

　　在虚拟世界愈发高歌猛进、数字化几乎入侵一切领域的今天，“身体”这个词却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具身性（Embodiment）也是其探索重点之一。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不断在公众面前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将会是具身智能。故而，审视、认知我们的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文化，是极其必要的。

　　解除障眼装备——服饰

　　想要认识身体，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饰。穿什么以及怎么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表达，更是社会观念的投影。人在选择衣服时并非选择衣服本身，而是在选择衣服背后的象征含义。韦罗妮克·海兰《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下文简称《穿衣自由》）一书就提到了“具衣认知”（enclothed cognition）的概念：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诉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显著提升。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效果。

　　最具社会属性的服饰莫过于制服。正如韦罗妮克所言：“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并不是身体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体。

　　穿制服有时也意味着“穿”权力。比如警察、军队等机构的制服，都有比较鲜明的等级符号。有时甚至不用十分高阶，仅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获得更多权力。《穿衣自由》提到：“1947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者在街头请求路人完成一些简单任务，比如捡起地上的物品。结果显示，当实验者身穿警服时，路人的服从率远高于穿着送奶工制服或日常服装的情况。”

　　当然，制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以我国为例，一向被认为拥有深厚且典型“展现美丽”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关着装的要求逐渐向着更安全、舒适和专业的方向靠拢。2021年，《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颁布，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自2024年以来，多家航司推行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过去的“标配”高跟鞋。在美国，科技行业巨头比起西装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穿搭，用来彰显企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不过韦罗妮克提醒读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地变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T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

　　对普通职工来说，制服体系的松动不代表着装权力的增加。下班之后，穿衣就会更自由吗？韦罗妮克认为，看似休闲松弛的“法式风格”实际上只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集体想象。这点国内亦有相似情况，互联网上的“法式风格”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穿搭”“老钱风”“南法度假风”无一不是营销符号，人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形塑”身体与社会地位，结果反被服装控制，变得失去个性。服饰风格越多元，人们穿得越相似。

　　最吊诡的是，当人们已然接受了服饰的秩序——毕竟连“不时尚”现在都是时尚的一种分类，时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号：“身材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服装变得更自由，对身体的限制却悄然增加……我们看似拥有更多自由，但实际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超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无论是健康饮食文化还是健身运动文化，都在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纤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华服更能彰显阶级、品味和权力感。整本书包罗万象地列举了各种时尚背后对人的规训方式，破除了时装带来的障眼法，最后却抛给读者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如何直面身体，并与其达成和解。

　　被误解的身体——误诊困境

　　剑桥大学生殖社会学系博士、社会学家玛丽克·比格的《制造误诊》是一部深入探讨身体与医学、科学之间关系的社会学作品。玛丽克在序言中说到：“人们曾假定医学是客观的，医学知识是权威的，这种观念对女性有害。死亡率的高低往往与是否缺乏高科技医疗手段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社会技术是否存在缺陷密切相关，因为社会技术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响应性以及能否满足患者的实际需求。”这正是本书最核心的观点。

　　比如，女性的心脏病发病症状可能有别于男性，有研究表明，女性心脏病患者一开始就被误诊的可能性要比男性高59%。女性的心脏病发作症状总是被医疗人员认为是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而非生理问题，从而被忽视。许多高危妇女没有得到充分的预防保健，面向女性的心脏病预防宣传也比较少。与心脏病相反的情况是骨质疏松症，医学界认为这种病女性更为常见，更倾向利用女性数据做研究。测量骨质疏松症的仪器是骨密度计，但是基于年轻白人女性展开的研究得出的骨密度参考标准很难适用于男性、儿童和其他族裔。况且骨密度并不完全代表骨骼强度，一些骨密度高的女性可能仍面临比骨密度较低者更高的骨折风险。

　　玛丽克认为：“我们应该——也必须——用社会性别概念来揭示医学的偏见，倡导将女性身体纳入研究和试验之中。”她觉得，研究者自身的背景和世界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研究，科学研究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必须引入性别变量，打破医学研究盲点，反省固有的研究方法。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人们对激素的认识就是男女激素二元对立。但随着科学和认知的变化，科学家发现两种激素都能作用于所有类型的身体，它们还能通过各种生物学过程相互转化并影响同一生理性别的个体。所以现在很多针对激素类疾病的治疗，都会提供混合激素治疗方案。201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科研基金申请人证明他们在实验中选用的动物的性别是合理的——过去很多研究都倾向只选用某一性别的实验动物。如今，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具体政策，要求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纳入临床前研究。

　　在医疗界需要平衡性别偏见的同时，患者也可能因为社会性别原因无法准确报告身体疼痛。1991年有一项研究显示：当男性研究人员开展试验时，女性研究参与者会打出较高的疼痛评分；而当女性研究人员开展试验时，男性研究参与者会打出较低的疼痛评分。有趣的是，2004年的一项后续研究显示：当研究人员是地位较高的教师而不是学生，那么两性的疼痛耐受程度都会提高。可见患者会下意识地表现社会性别属性，迎合某种既定的期待。比如，男性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参与癌症筛查的意愿比较低；而女性出于性别道德的需要，也不愿参与诸如宫颈癌筛查这类妇科疾病筛查。提出这些问题，将女性视角纳入医学研究，不是为了在医疗领域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带来更公平、更包容的科学氛围。

　　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以及虚拟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似乎虚拟化、数字化才是大势所趋。然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装满自己喜怒哀乐的肉体凡胎，并发出一系列追问：什么组成了我？身体的边界在哪里？是华服罗衣？还是疼痛与衰老？

　　这些问题恰如镜子，封存着时代的困惑，也指向着未来的探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