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最近读了作家京梅的《八九雁来：姥姥的聊斋》。这本书体量不大，开本类似当下流行的口袋书，读起来却让人不忍释手，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将自己一生的故事同外孙女娓娓道来，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常有的事，生活中并不多见。

　　读这本书时，我常常想起我的奶奶，她抱大了我们兄妹五人，在我十八岁那年，她去世了。那是我当上工人的第二年，还来不及更多地孝敬她老人家。但是她对我的好，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对她的思念中。在这一点上，我很羡慕京梅，时间给了她机会和能力，可以把姥姥的故事娓娓而谈记录下来，著述出版，使她与姥姥的善缘得以功德圆满。而当年的我，是不具备相应的机会和能力的，奶奶也只能带着一肚子的故事走了。

《八九雁来——姥姥的聊斋》京梅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5年8月第1版

　　我的这点自怨自艾本不足论，而只是想回应京梅在“缘起”中提到的一点想法，即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的故事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一种与“当代文人传说中美好的民国时代”不同的认知。这是一种不错的想法，恰好应和了当下历史写作从微观到个人化的潮流。写帝王将相的固然很多，却也有写宫女、小吏和兵士的。现当代作品也常有所见，较早的就有“北漂诗篇”，陆续便有了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写作中来，他们中有一线工人、外卖骑手、公司职员、保洁女子和田间农民，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带有个人化叙事特点的作品，多采取自述非虚构的方式，表现的都是个人生命历程，并由此折射出社会变迁和时代色彩。京梅这部《八九雁来：姥姥的聊斋》所述聚焦于民国至新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许多人所热衷的名士淑媛、名门望族的生活场景不同，姥姥所提供的主要为“穷出来的知识”和穷苦人的生活场景，从而弥补了以往历史叙事的不足。

　　叙事方式上，京梅采取了姥姥口述，并由她整理、订证、辨析的做法。姥姥的身世并不复杂，她的娘家在德胜门外真武庙一带，住在那里的多为厨子、轿夫、做小买卖的，都靠手艺或卖苦力为生，经济上稍好一点的，就不住这儿了。姥姥的父亲就是个厨子。姥姥五岁时死了娘，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没了，全家人的生活就由父亲一人承担。那时办红白喜事，讲究搭棚请客，父亲有时接了为人家做席的活，常带两个哥哥做帮手，家里就剩下五六岁的小女儿。这里没有让当下北京人自豪的四合院，院里只有南房三间，北房三间，住四户人家，姥姥家住两间北屋。晚上害怕，怕人也怕鬼，嗓子眼儿里跟堵个大疙瘩似的……

　　姥姥的故事就从娘家讲起。她的叙述平静而安详，绝非是很多年前我们听忆苦报告那种满腔仇恨控诉的口气。姥姥固然是个苦命人儿，十岁多就跟着姐姐进厂做工去了，十二三岁给毛纺厂做加工，纺毛线，有时也择羊毛，一天挣六个大子儿，够吃棒子面的。但姥姥也是个聪明人，记忆力超强，八九十岁的老人说起儿时民谣，朗朗上口。比如：“初二、十六，毛厂的吃肉，每人四两，七折八扣，掌柜的盛一碗，不管伙计够不够。”还有：“一根拐棍儿我拄着；两撇胡子我捋着；三炮台我抽着；四轮马车我坐着；五（武）家坡我听着；六国饭店我吃着；七层高楼我住着；八圈牌我打着；九块钱我掖着；十（实）在不成我走着。”她说，这都是那些穷人，看富人过好日子，心里羡慕，只能编个歌谣过过嘴瘾。

　　从姥姥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很多穷人过日子的场景。比如讲到去观音寺打粥，可谓细致入微，打粥人如何，舍粥人如何，说得清清楚楚；最让人感动的，是打粥时天寒地冻，排队时间长，手脚都冻僵了，“为了我打粥，你太姥爷还给我做了一个棉手揣子”，看出父亲对小女儿的细心呵护。后面说到雍和宫腊八舍粥，就相当隆重了：“每至腊月初一日，总管内务府派官员率苏拉至府库将各类熬粥食材、家什、柴禾等备齐，初二开始运往雍和宫，初五运齐。初六，皇上派蒙古王公一人，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率内务府三品以上官员、厨师、苏拉人等，至雍和宫监督称粮、搬柴i。初七早晨，蒙古王公择吉时下令：小喇嘛生火；经验丰富的喇嘛掌勺熬粥，依次将奶油、小米、江米、红枣、核桃、桂圆、瓜子、葡萄干等放入锅中。初八丑正（凌晨两点），第一锅粥熬熟，即以碗盛供奉佛前。蒙古王公进宫复命；全体僧人开始在法轮殿诵经，百盏酥油照法轮通明，香烟鼓乐昭释门庄严；清晨，雍和宫喇嘛向京城百姓舍粥。” 这风俗延续至今，只是不再这么繁琐了。穷人家就不能太讲究了，有什么搁什么，煮点小米儿、芸豆，搁几个花生，那也算不错了，还有喝不上的呢，只能上庙门口排队等着舍粥去。

　　姥姥所讲述的“穷出来的知识”，我们这一辈有些是经历过，或见识过的，更年轻的就未必了。比如她说的“打胳膊”，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我却并不陌生。当年我妈给几个孩子做鞋，都是先打胳膊，剪成鞋底儿的样子，再用麻绳纳鞋底。还有她说的“请会”，后来叫“互助费”，现在恐怕也没有了，当年却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每个单位的工会都有义务帮助职工组织和管理这件事，并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度过难关。像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姥姥这样的老人讲出来，不仅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会提及，而且，清高的文人叙事也是不屑一顾的。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和独特价值所在；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言，历史记述者“所应负之责任也”。

　　书中还安排姥姥依次讲述了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蟠桃宫、清明节、四月一的“头道茶棚”、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七女儿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一，鬼穿衣、冬至、腊八、腊月二十三小年、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破五、正月十五元宵节、雍和宫打鬼（正月二十九或三十）等，这一年中所有年节的讲究、规矩，都讲得生动有趣，读后大开眼界，有些内容是可以弥补民俗史叙事之不足的。比如讲“头道茶棚”，我们听说过当年有去京西妙峰山娘娘庙进香的习俗，但是，从未听说过沿途还有十几道茶棚，而且头道茶棚就设在德胜门外，从四月初一早晨就有人烧香，一直延续到十五，大伙儿都烧香，还有拜香的，打远处磕着头来的，由这儿出发，上妙峰山拜娘娘。除了进山烧香的，还有卖吃的的、舞狮子的、耍幡儿的、耍叉的、耍棍的、敲锣打鼓的，那种热闹，是今日那些所谓庙会、大集无法比的。

　　此处不宜过多地“剧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书来看。而我不能不称赞此书的，是京梅整理、编校此书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绝不敷衍了事，这体现在她为了考订姥姥所述之真伪，追溯历史真相，不仅翻阅了大量的明清、民国的文献和笔记，甚至做了一些必要的田野调查，并写下了几万字的考订文字。近年来，口述史相当流行。很多人或不了解做口述史应有的学术标准，或不肯下大功夫，贡献出来的往往是口述者的“原生态”，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借用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史料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那么，口述则类似于直接史料。直接史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应是比较可信的。但直接史料也有自己的短处，即或为孤证，或因时间久远，不能保证记忆准确，或因各种难言之隐，未能将真相和盘托出。因此，很多时候，直接史料还需间接史料的佐证和补充。间接史料虽不如直接史料更靠得住，但有些间接史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史料所得，也是不该轻视的。京梅就很善于利用间接史料与姥姥的自述互相印证，增强了口述的可信度。比如她对姥爷家祖坟和族谱的追寻，大可看出她的执着和用心。我还记得她在新疆伊犁参观将军府旧址时的专注，当时不知她的用意，读了她在这本书中所写“作者按语”，才真正明白她的用心之良苦。她这一长篇按语，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篇关于家族史的论文。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百岁老人李滨声老为此书绘制的数十幅精美插图，一如他的传统风格，简洁、生动、有趣而幽默，给阅读此书的读者增添了许多乐趣。而书中的老照片，不仅丰富了该书的历史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姥姥的慈祥、善良，也更理解了京梅对从小抚育她长大的姥姥的感情。